光华管理学院裸男本月初,在陈平原先生“现代中国大学研究”课程上,他将“人文学的困境与出路”定为最后一节课的主题。身为中文系教授的他,对文史哲这样的人文科学在当下中国大学里被日益边缘化的现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人文科学是温文尔雅的“破落贵族”,社会科学是财大气粗的“社会新宠”。他说: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 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是有其合理性的。我曾经谈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转型,与其说是“思想”与“学术”之争,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与人文学的相对没落。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再度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40—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问题在于,与此相伴随的,是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文学者,如今显得相当“落魄”与“落寞”。

为了证实“破落贵族”的现状,陈平原还引用了北大中文系前任系主任温儒敏提供的一组数字:1983年温当班主任时,全班50个学生中,有9个是高考的省市“状元”,那时中文系可以吸引到最优秀的生源;而如今则是“风光不再”,近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以第一志愿录取的比例只有50%左右。考分最高的学生去了哪里?光华管理学院。

另一个例证是:“如今风华正茂的北京大学法学院,1977级所录取的新生(那时叫法律系) ,大都“怀才不遇”——有人原先报的是哲学,有人志在美学,有人想学的是考古,还有人希望转中文系而未果。风水轮流转,今日中国,考生若被法学院录取,一般不会转投哲学系或考古系。”

身为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我在听课时,却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我自然无法将自己与文史哲贵族们归为一类;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体会到新闻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那样的“崛起”。

当经济管理这样的学科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楼前的裸男一样不可一世的时候,同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为什么没有风光起来?我的想法是:因为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是独特的,它并非纯粹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比较鲜明的人文取向:强调独立,强调思考,强调批判,因此它显然不可能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一样,获得政治和商业权力的青睐。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重压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解除,因此,新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所学校的发展,并不是一条顺利、通畅的道路。

在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中,新闻学被置于文学的门类下,新闻系的毕业生取得的是文学学位。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安排,因为新闻学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社会科学,他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更为接近。不过,这种安排也阴差阳错地印证了新闻学的人文取向。

在那节课上,陈平原先生还说:

大学校园里“无用”的人文学不如“有用”的社会科学吃香,普天之下,莫不如此。要说此举有什么“中国特色”,那就是古代中国文人曾经有过的“帝王师”梦想,如今正由社会科学家来实现。考虑到转型期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每回政府推出重大决策前,确实都曾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起草相关文件) 。问题在于,被纳入“思想库”或“智囊团”的,大体上都是社会科学家。至于人文学者,除非你已成功转型,否则很少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

成为政府的智囊,看上去的确也可以成为新闻学院的一条“明路”。事实上,各大新闻学院都已经有不少老师参与到危机公关、舆论监控、互联网管制等决策的制定队伍当中。然而,在我的理想中,新闻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永恒的旁观者、批判者,新闻学的学术理想也应该是以独立的姿态促进社会福祉,而不是参与到政治和商业的力量当中去。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