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我还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一门必修的政治课叫做“思想道德修养”。在第一次课上,老师出了一个讨论题:作为北大学生,你如何看待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大意如此)

不少同学在课堂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具体观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大部分同学都对“精英意识”避之不及,唯恐承认自己是精英。

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中小学阶段接受的教育中,无不强调“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要“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而“精英”这种词则相应地被赋予了贬义,似乎一旦被视为精英,就是被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但问题是:在每年上千万高考考生中,只有几千人才能进入北大。如果北大学生都不是精英,那么谁才是呢?

与羞于承认自己精英身份相伴随的,还有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感缺乏。诚然,大学生是否能被归入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存疑,但我不仅绝少听到有同学以知识分子自称,同时也很少听说哪位同学以成为知识分子为目标和追求。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归咎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直到今天,三四十年前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仍然令人心有余悸,而“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称呼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语。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谈论物质生活和娱乐圈八卦,是比谈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要有趣得多也安全得多的选择。

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些就会发现,这种只对物质生活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庸人化”倾向并不只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英国、美国的知识界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本书所着力揭露和批判的正是这种在西方蔓延的可怕倾向。

除“庸人化”外,此书批判的另一个主题是“工具化”,或曰“工具主义”,即“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为了推进思想、追求真理。

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同样存在,其程度也毫不逊于西方。表面上看,“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口号的流行似乎令人欣慰,但这句口号其实流露出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它的潜台词是:学习知识,是为了获取力量,用以从事其他事情。

我的家乡是皖西南一个贫穷的县城。在那里,“重视教育”被人们视为引以为傲的传统。不过,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大家真心想追求学术上的成就,想提高文化上的涵养,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高考,出人头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就业”越来越被视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而知识仅仅是通向就业的工具而已。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倾向愈发明显。前两天,北大主页上有这样一条新闻

继2008届毕业生以平均年薪18.5万、90%进入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的骄人成绩进入职场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汇丰商学院2009届毕业生今年就业情况仍然喜人。目前,2009届毕业生签约率已接近80%,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宝洁、中投、南方基金、申银万国、中信证券等知名大公司和银监会、证监会等政府部门再次把橄榄枝伸给北大汇丰商学院毕业生。

在这段话中,商学院以“平均年薪18.5万”、“签约率80%”这样的数据耀武扬威,成为大学里最受追捧的专业。可是,若要真的以学术水平来排名,商学院这种东西能排到第几呢?可以说,商学院在当下中国的不正常风光,与知识的工具化倾向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如同《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作者所说,大学已经变成了“大学有限公司”,与商业的亲密友好的关系,一心按照就业市场的需要来训练学生。

实际上,对知识的工具主义态度在中国由来已久,科举制度就是利用知识通向荣华富贵的道路,知识是“敲门砖”的说法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如今,在消费主义、商业主义的滥觞下,这种工具化倾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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