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导师一起到海南,这里是她的故地。1988年海南建省时,身为中新社记者的她在这个海岛上度过了一百多天。每到一处,她都兴奋地和我们讲起当年的场景:那时的海南经济很不发达,物质条件匮乏,海口市半城有电半城没电。但由于政策的吸引,大批来自各地的人涌向这里,海南炽热的空气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变革气息。

21年过去了,海南在波折中发展。许多人回去了,也有不少人留下了。当年导师曾经躺在上面数星星的海滩边已经建起了高楼,如今这座海岛霓虹闪烁,但早已不是狂欢的乐园——当然,它仍然以“改革试验区”自居。目前它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根据政府的规划,这里将借鉴香港经验,建立起内地第一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区。

21年前那些在海南跃跃欲试的人们,是否能够预见今天的情景?我想不会吧,毕竟,1988和2009有着太多的不同。

在海南,导师见到了曾经担任海南作协主席的老朋友。在她们的叙述中,1988年的海南是理想主义的乐土,而1992年之后的海南则是一座欲望之岛——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只不过海南将这种转变展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区分所谓“理想主义”和所谓“欲望”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欲望”?都是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词来形容?

一本书中这样描写2008年的海南:

理想主义的情怀在继续蔓延,狂欢却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海南、北京、乃至全国:
吴一坚与景柱孤身闯海南,多年后前者为“陕西首富”,后者当上“海南首富”;
石油大王龚加龙起步于海南,落难于湖北,未能善始善终……

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所谓“理想”是什么?也许只是赚钱成为首富而已,那么这和1992年之后的“欲望”又有什么不同呢?凭什么要将“理想主义”这样的词汇用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想区分开“理想”与“欲望”,那么我们必须赋予前者某种超越性的情怀。也即是说,只为自己的财富、地位等等而考虑的“理想”只能被称为“欲望”,而为更多与自己无关的人着想的“欲望”就可以被称为“理想”。比如史玉柱是被欲望引导,而北邮的许博士则是理想主义者。你不能说:史玉柱有着财富“理想”,而许博士只不过是为了实现法治和人权的“欲望”。

所以,1988年的海南之所以被我们怀念,是因为它未经市场经济的冲刷,很多人心目中满怀着改变社会、福泽众人的理想;而2009年的海南之所以显得不再诱人,是因为它浸淫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太久了,以“集体主义”传统自居的国人们已经忘了身边的同胞,已经放弃了改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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