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另:Evan Osnos记者昨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Where is Xu Zhiyong》的文章,请大家关注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hushuli-newyorker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1989年曾因同情广场示威者而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Fa輪gong,广场周年纪念)。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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