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自从广场事件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根据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媒体研究专家Anne-Marie Brady收集的党内文件,江泽民曾经这样宣告。中国记者不会像俄国同行那样被黑社会谋杀所困扰,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它最近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将中国排为173个国家中的167位——位于伊朗之后,越南之前。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但在法庭上,它总是输给那些诽谤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有28名记者被关进了中国的监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超过了中国,十年来的头一遭。)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宣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总部没有标志,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表。它给编辑和发行人下达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线是固定的,禁忌的内容包括军事、宗教、民族争议以及政府的内部运作。但其他一些边界却是灵活可变的。2005年秋天,媒体人在报道松花江污染事件时享受了自由。几周后,他们却又被要求停止报道一起外科医生手术时打电话致使病人面部瘫痪的事件。(对于一名中国记者来说,甚至连披露这些指示的内容都会带来危险。《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曾因在一封发往国外的电子邮件中描述当地宣传部门的指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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