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一个熟悉《财经》及这则报道的人说,揭露从私有化中疯狂获利的行为太容易将中共高层领导子女卷入其中了——这是一个甚至会将改革派对开放媒体的意愿彻底扼杀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制衡绝对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改善并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触及到政权根本和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也应该得到容忍。”他补充说,“我并不同意对胡舒立的批评,相反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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