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丰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他中等个头,很瘦,穿白衬衫,戴无框眼镜,脸庞仍显稚嫩。见面后,老朋友Kit感慨地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中学生。”

“现在也还是差不多啦。”阿丰有些腼腆地笑笑。

和中学生差不多的阿丰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副会长,在由十个人组成的内阁中排行第三。

按照规定,中大学生会每年选举一次,希望参加竞选的同学可以自发组成不同的候选内阁,所有本科生均有投票权。今年年初,阿丰他们组建的内阁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阿丰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本他们竞选时使用的政纲宣传册。手册里的照片上,内阁成员们穿着黑上衣和牛仔裤,一字排开,有着年轻人共有的“扮酷”冲动。竞选人的这种酷酷的照片我在北大也见过,但手中这份宣传册的文字内容却是超出我经验范畴的。

“广翔”,这是这个内阁竞选时所使用的名称。在宣传册上,这两个字被解释为:“长驱直进,抱理想,视野辽广;雄心壮志,为自由,昂首飞翔。”

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并不难,难的是根据团队所追求的原则制定出一份具体而详细的施政计划。所以,当我读到“广翔”内阁的政纲时,不由得在心里也为他们投上一票。

这份政纲分校政、教育、社会、中国、学生福利及学生会行政共五个部分。其中,校政部分极力强调校园民主之重要性,提出要提高校董透明度,反对教务会取消学生会代表,改革校长遴选制度和学院院长选举制度等等。对于校方所提出的“国际化”目标,这份政纲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近年校方积极推动所谓国际化,一方面以学术研究纯粹作为盲目追求国际排名的手段,一方面以行政手段强制实行英语为主教学。校方以国际化包装来满足其盲目崇尚英美的心态,扭曲了大学本身在社会里的意义……”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在这一部分,政纲涉及了四个方面:8×8事件,西藏问题,言论自由与人权,中国劳工权益。也许你会问:这些问题,连大陆的掌权者都很难解决,一帮香港的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阿丰他们在政纲中给出的答案是:对于8×8事件,中大学生会将继续作为宣扬者,在校内举办电影分享会,重温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西藏问题,学生会希望通过举办研讨会,让同学了解西藏文化,并了解到尊重当地人文化和意愿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劳工权益,学生会将持续揭发对工人的剥削问题,呼吁校内各组织选用“无血汗”产品(即非通过剥削工人而压低成本的产品)。

这就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所关注的东西,小到改善校车班次和路线,大到改善中国人权。果真是视野宽“广”,年轻的思想在一份薄薄的政纲中自由飞“翔”。

不过,要说飞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大学生会绝对飞得更高、更远。

那是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学生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一心想要推进社会运动,把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而学生会就是他们的组织之一。

“火红年代”的“火红”,当然是用来形容当时运动的热烈程度的。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大陆官方价值观里对“红”的定义出发,用这个词来形容七十年代香港学生运动的内容——那时的香港大学生们,可真的是“一颗红心向祖国”。

1967年,中大学生会还没有成立,当时中大的前身——崇基、新亚、联合三个书院的学生报出版了第一期联刊,一鸣惊人。当期的社论是《中文必须尽早被列为官方语言》,此文发表后掀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热潮。后来,学生报还协办了“并列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研讨会”,揭开了要求中文并入官方语言运动的序幕。在社会一致要求下,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终于在1974年颁布了《官方语言法案》,使中文成为香港的正式官方语言。

1971年,美日政府企图夺取钓鱼岛。该年2月14日,香港学生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前往日本领事馆抗议,由此也将火红年代正式推向了高潮。

对于近四十年前的这些历史,今天的中大学生会副会长阿丰记得很清楚。他有些激动地用七个字来形容:“光荣的民族回归”。

的确,语言、领土、民族归属感——这三者都是香港学运火红年代的重大主题。当时学生们对祖国的殷殷呼唤,就像是为世纪末的回归准备的前奏。

然而,发生在1989年的事情给了热情的学生们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很快就发起声讨活动,但此刻他们已经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内心的不能理解和不愿接受狠狠地折磨着那些一心想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大学生们。

从那以后,中大学生会的目标发生了转变。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仅要认祖认宗,更要有本土意识。

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香港到底是什么?中国与香港是什么关系?我们自己又是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眼光开始立足本土,关注民生。他们在思考: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公共空间?而每一个香港人在其中的地位和身份又是怎样?

从这个角度说,1989年浇到香港大学生头上的那盆冷水或许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让喜欢追求高远,不接地气,又容易被民族情感所左右的学生们开始变得脚踏实地,关心身边的人,关心香港这座城。

在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有一块平台广场,名叫“烽火台”。

一个有着沧桑感、神圣感的名字,跟这块广场的历史很相配。用中大校友梁文道的话说,那是学生们“集会誓师的圣地”。那里有着学生们无限的回忆,更被许多人视为中大言论自由的象征。

2008年底,中大校方突然宣布:要将这块地方拆掉,理由是扩建图书馆。

对于一个北大学生来说,这是何其熟悉的一幕!中大的“烽火台”不就是北大的“三角地”吗?2008年中大要拆烽火台,不就是2007年北大要拆三角地吗?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和香港,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

北大三角地被拆之后,校方继续若无其事地应对“洲际导弹”的教学评估,学生们声讨之声很大,但也仅限于在BBS上而已,而且经常被删帖。过了一阵子,也就渐渐淡下去了。今天再到北大校园里看看,就好像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三角地这种东西一样。

中大烽火台要被拆的消息放出之后,学生们马上聚集起来抗议。当时,阿丰也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和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烽火台静坐。回忆起那么多同学在一起联手包围烽火台的情景,阿丰说他很感动。

很快,校方宣布图书馆的扩建计划改变,烽火台将毫发无损。阿丰面露得意之色:“他们还是怕我们嘛!”

听到烽火台的故事,听到这句“还是怕我们”,我唏嘘不已。

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能够让校方害怕?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像一群温顺的小绵羊?不是因为我们笨,不是因为我们懦弱。中大学生保卫烽火台的成功,与香港整体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与社会各界的持续讨论和媒体的持续关注息息相关。校长怕的其实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自由开放、珍视个人权利的社会所既有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成熟的自由法治社会庇护之下,中大学生会的干事们恣意挥洒着青春的敏锐和不羁。

不久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到中大演讲,此举被视为他为角逐两年后特首位置的预热。9月28日,《明报》副刊刊出了中大学生会前会长黄永志给唐司长的打分:-100分。

打出这样一个超级低分是有理由的——黄给这位下任特首热门人物的评语是“他只是来做show,商家出身的他并非真的讲政治抱负,而是经过功利计算,利用中大学生,塑造他‘勇敢接受挑战’的形象,其实并不关乎他的勇气,动机不纯,只有负分。”

对谁都可以批评,这是年轻人的血性所在,也是中大学生会的传统。阿丰这样不太起眼的男生,也可以在这里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领导起学生们的抗争。

与阿丰告别时,抬眼看到学生会办公室里挂着的鲁迅先生画像,题名是——“永不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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