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医院“非法行医”事件渐渐平息。在这件事中,我的一些发言也成为了小小的舆论中心。借着师妹采访我的机会,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些回顾和反思。

Q:最初听到或看到这则新闻是通过什么媒介?第一感受或者说反应是什么?
A:从网易首页看到的,很震惊。你知道,网站的编辑都是技术极佳的标题党,他们制作的标题给人的第一印象大部分都是震惊。比如央视的报道原题是“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严谨的标题,但很多网站在转载时就会将标题“提炼”为“北大医院非法行医害死北大教授”。

Q: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A:当时网易提供了节目内容的文字稿,视频我没有看,因为毕竟看一个视频就要花去半小时的时间。但后来发现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激烈争论,甚至一些很不理性的东西都出来了。于是我就跑回去,把视频找出来认真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觉得央视的这期节目在专业制作上有问题。
  我之前刚刚在南方周末网站开了一个专栏,定位是探讨跟新闻媒体有关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细细分析。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家媒体仅有正义感是不够的,如果自己的专业操作上有问题,制作出了质量不过关的报道,那么非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实现正义,反而可能会将事情推向更坏的境地。央视的报道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它暴露出了一个极大的“非法行医”黑幕,但却没有用理性的态度去深入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结果呢?不但“非法行医”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让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医患关系更加脆弱。
  促使我写这篇东西的还有另一个诱因,那就是几天前王军记者来我们学院讲课时表达的观念。我后来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话:“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反观央视的报道,不但没有很好地挖掘事实全貌,而且还去刻意“打扮”某一部分事实,这种做法使得医患双方处于一个难以沟通的境地,更谈不上“建设”。我认为这样的记者是失败的。
  具体来说,我从央视的报道中提炼出了三个专业上的问题,第一就是没有做到平衡报道、深入挖掘事实;第二就是用了太多不必要的煽情手段;第三就是暗访存在滥用的嫌疑。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值得从专业角度来好好分析,于是就写了这三篇东西。

Q: 有没有想过会置自己于这种类似风口浪尖的情况?对于“你就是北大医院请来的托”、“你到底收了他们多少钱”之类的近乎人身攻击的言论,你有没有感到愤慨?
A:没有想到过。之前我写的东西基本上是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平均每篇只有上千个人看,但这次发在南方周末网站之后,引发的关注度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说实话,开始时很兴奋,即使是跟那些反对我的人辩论,也很起劲儿。但后来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特别是当我知道自己的文章链接被北大第一医院放到自己的主页上去之后,深深体会到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我根本就不想帮他们说话,他们后来制作的“强烈谴责央视不实报道,北大医院是人民的医院”这种类似大字报的标语我也非常厌恶,但我却被当作了他们的“弹药”。
  我一直信奉“君子不器”,君子不是别人的工具,而是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所以,我可以接受别人批评我的意见,甚至很欢迎大家的批评,但我不愿意被称为“枪手”、“托儿”,更不能接受被真的用作攻击别人的“弹药”。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要真正做到“君子不器”,太难了——难度不仅在于如何保持内心的独立,在于如何让人们理解你,更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独立的表达被另一些人利用。我想,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以后的表达会更加慎重,考虑得更加全面。这次被北大医院利用,我想也跟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表达时机欠妥有关。我应该进行自我检讨。

Q:反对你的观点中有一种是认为你在“转移视线”,对于这一条似乎的确无法摆脱嫌疑,你怎么说?
A:的确,我很难去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的确讨论了一件与核心主题无关的事情。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讨论,是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也是我专栏的定位。我所没有想到的是,在南方周末网站这个网络媒介上,我仅仅讨论专业问题几乎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怀有朴素正义感的网民并不在乎新闻专业操作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北大医院到底是不是害死了熊卓为——但我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要交给法院来裁定,我只想谈新闻专业操作上的问题。于是,当我批评央视的时候,很多网民便认为我在为北大医院说话——可问题是,“央视的操作有问题”和“北大医院没问题”之间能划上等号吗?我自始至终都没说过北大医院是对是错,我所坚持的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由法院来裁定。但无奈的是,这个社会积怨已深,而网络表达又带有相当大的不理性色彩,再加上我自己的表达也有一些欠妥的地方,导致我的文章被很多人误解了。

Q:有人说,如果你不说你是北大的,也许事情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A:那不会。虽然有些人注意到了我的北大身份,但另外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到我页面上的个人简介。不过这种思维的确存在——中国人太习惯于“屁股决定脑袋”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根本就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脑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他们认为北大学生就一定会为北大说好话——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博客吧,里面有相当多的文章在批评北大。更何况,北大医院和北大的关系很远很远,我根本就不知道北大第一医院在哪里,有什么必要替他们说话?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太习惯于用“利益”来分析一切了,而人是需要情怀的。我希望大家能摆脱“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因为脑袋是长在我们自己肩膀上的,它并不长在你上司的肩膀上,也不长在胡锦涛的肩膀上。

Q:平心而论,你真的做到价值中立了吗?你的文章包括对别人回复的回复不存在任何为母校辩解的观点吗?
A:我自认为做到了,但人的表达总是难以精确传达自己的想法。我承认自己的某些表达会让人产生误解,这是值得我吸取教训的。

Q:你的评论中几乎没有针对北大医院的正面的评论,难道对于院方你没有任何看法吗?如果有的话,能谈谈吗?
A:医学上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去谈。我只说两点:一、北大医院时候的公关做得很差,让人想起文革,不寒而栗;二、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弱势群体不是北大医院,不是央视,不是王建国,而是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没有反抗能力地执行着院方和医生的要求,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型,他们很多是“被无证行医”的,这次他们又被央视置于千夫所指之下,一些人还被无遮拦地曝光于全国人民面前,他们很委屈,很可怜。

Q:在你之后,同为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柴会群相继更新了三篇关于这起事件的评述?你怎么看待他的文章?
A:他是南方周末专注于医疗领域报道的记者,我敬重他的经验,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分析,虽然他的观点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存在,形成一个真正“和谐”的公共领域。

Q:在这样一个敏感期发表评论,即使你选取的是新闻专业的角度,但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也许等法院判决出来,事情盖棺定论之后再说,就不会招致如此之多的“麻烦”了呢?
A:决不是“操之过急”,因为我的分析无需等到“盖棺定论”——央视的节目一播出,我就可以评论了,因为我评论的就是节目本身,而不是具体案情。

Q:其间你承受的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
A:压力倒没有什么,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吧,也让我想了很多,包括我的导师也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网络舆论的亲身经历。前几天有人到我博客留言,让我“小心点”,一笑置之吧。

Q:到现在为止,你的初衷达到了吗?
A:达到了一部分。我看到,还是有相当多的人认可我的观点,我的分析也为人们对这件事的理性思考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众声喧哗之中,我贡献了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Q:现在回头看这整件事情,有什么期待吗?
A:期待人们更理性些,期待媒体真正成为“沟通者”,而不是成为沟通的终结者。总之,期待一个公民社会的来临,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事情是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Q:经历这起风波之后,如果称得上是风波的话,你以后还会坚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还会选择这样的途径来表达吗?
A:会,我会一直坚持“君子不器”的原则,发出自己独立、理性的声音,只是表达上会更加斟酌,更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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