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男人来说,征服世界永远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情。这种征服可能是军事上的,可能是商业上的,可能是感情上的,还可能是口头上的——如果谁能够游刃有余地谈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那么他便有了一种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潇洒。

两年半之前,我开始在《南方周末》实习。彼时的我并没有想好自己要做哪方面的新闻,只是因为带我的记者做的是时政报道,我便开始接触这种报道类型。

在那之前,我对时政报道并无特别的兴趣,甚至曾经很厌恶政治,认为那是肮脏的代名词。不过,在《南方周末》实习的半年却让我开始迷上时政报道,原因很简单——当你用自己的笔洋洋洒洒写下时局观察和政情分析时,你会发现自己从未对这架轰隆前行的国家机器有过如此真切的观感,从未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有过如此深入的了解,一种口头上的征服感油然而生。

许知远也曾描写过这种感觉。他曾在《经济观察报》撰写过大量有关国际时政的评论,后来他说:这些文字“是我在知识上朝秦暮楚的好奇心的延展,我偶然会好奇,我竟然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评论了那么多,其中过分明显的表现了我渴望进入历史进程的强烈愿望。这或许也暗合我对写作的不负责任的偏见,与其说是为了读者而存在,不如说它仅仅是作家个人情绪的抒发。”

我相信很多做时政报道的记者同样有着“进入历史进程的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并不是坏事,但令人尴尬的是,很多时候,时政记者恰如许知远所自省的那样,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

和那些从事经济报道、娱乐报道、体育报道的同行比起来,时政记者是最容易一无所知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从皇权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做经济报道,最少你可以查询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拿不到任何公开资料;做娱乐报道,最少你可以带着长焦镜头埋伏在明星住处附近,等明星出门时偷拍一张照片,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连官员的影子都找不到;做体育报道,最少你可以看到一场球的全过程,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连一场公开会议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更不用说那些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不公开会议了。

在中国,政治的运行是如此秘而不宣,又如此撩拨人的兴趣。于是便形成了奇怪的景象:正式出版物中的政治信息是如此贫瘠单调,而街头书摊上靠道听途说和作者臆想写成的作品却又如此丰富刺激;境内媒体上的时政报道是如此统一和无趣,而境外媒体上的猜测和分析又是如此沸沸扬扬。

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政报道——党报上的政治宣传显然不属于此类别,市场化媒体上对于时事和政治的报道也容易流于自以为是的分析。即使你采访了专家,又如何能保证专家的分析不是自以为是?事实上,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一般的学者总是离真正的权力运行太远,而那些能够接近权力的学者又很难进行独立和全面的表达。

时政报道和政治研究所面临的尴尬是类似的,要么无法知情,要么无法表达。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以征服世界的姿态指点江山,实际上指点的不过是自己胸中构建的那个虚拟世界而已。而当你真正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你却不会想再开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时政报道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我们不应等到转型完成之后才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时政报道,而是应当让时政报道的进步和国家转型的进程同步,并互为促进。如果我们仍然对国家政治洒满阳光怀有期待,那么我们理应同样期待时政报道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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