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uid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液化,从一种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固体状态转变为流动、轻盈、千姿百态的液体状态。

这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作的一个比喻。鲍曼是一位研究现代性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个擅于打比方、讲故事的人。本世纪初,他提出了“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台湾译作“液态现代性”)的理论,用以代替之前的“后现代性”概念,描述当下的世界。具体而言,一个流动的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人们对瞬时与快速的追求取代了对连续持久的期待,流动性与速度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因素;既有的规则与标准都正快速液化,不再存在稳固的单一权威;结构性失业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使工作渐趋不稳定,引发工作者的不安与焦虑。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一些句子读起来比较艰涩,那么你只需要闭上眼睛想一想:和从前比起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变得更追求速度,迷恋更新换代,喜欢“冲浪”这样的比喻?与此同时,我们的个人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可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不能不佩服鲍曼的天才比喻。

在一个流动的液态社会中,所有之前的固态事物都不可避免地被腐蚀和溶解。那么,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受到了怎样的冲击?最近,我读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生华婉伶的学位论文,深受启发。她用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解释了台湾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所面临的困境,为我们看待当今新闻业的变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台湾自1988年开放报禁后,便与大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媒体生态。其自由活跃当然是大陆所无法比拟的,但商业力量的绑架却让岛内媒体难以做出高质量的专业报道,反倒是娱乐八卦的“煽色腥”新闻横行(我去年也写过一篇博客记录这样的状况)。

读过华同学的论文我才发现,冲击台湾新闻业的与其说是单纯的商业力量,毋宁说是汹涌流动的现代性。华同学在论文中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她认为:在液态的社会中,一方面,记者的权威被消解,成为了必须依靠速度才能吸引消费者的信息传播者,他们所传播的消息也不再如跳水般深入,而是如冲浪般快速而冲动;另一方面,在劳资关系中,记者的职业变成不稳定的短期工作,其“报人”角色尽失,取而代之的是被分散而遍布的商业力量所胁迫的打工者。

liquidmodernity

不过,这样的描述也给人带来了悲观和疑惑:难道液态社会意味着倒退,意味着堕落?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媒体和记者而言,无论是固态的昨天,还是液态的今天,都不意味着天堂,也不意味着地狱。固态社会中记者的权威和职业的稳定,未必全然是好事,它可能会带来欺骗和蒙蔽,带来固步自封;液态社会中记者权威的消解和职业的不稳定,也未必全然是坏事,它可能会带来信息的繁荣,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

所以,固态和液态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它只是在描述一种趋势。鲍曼将福特汽车作为固态社会的代表,将微软公司作为液态社会的代表,你能说福特和微软孰优孰劣吗?不能,它们都有灿烂辉煌的记录,也有各自的弱点,它们只是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已。所以我想,对于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在液态社会里游泳,学会在任何一种社会中挖掘和传递真相,而不是在大浪打来的时候望洋兴叹,怨天尤人地追忆过去的“好时光”。

(华同学的论文可以在政大图书馆网页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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