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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青海玉树,一家媒体的记者来到灾区两天后患感冒,引发肺水肿,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实际上,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微博、SNS网站上流传着许多救灾信息,其中有一小部分就是记者的求救,我所见到的就包括:

SOS:刚才接到南方报业、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的兄弟们电话,称多位记者在玉树出现咳嗽、发烧等高原反映,急需下高原。

晚上太冷,摄影撑不住了,一量38、7度,但现在还伏在车前将照片传回报社。在高原感冒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求助大家,如有部队或救援包机回广州或者回西宁,请帮忙联系把我们的摄影带回去救治。

玉树,记者感冒发烧,医生说有肺气肿危险。

一方有难,微博支援,这当然是互联网时代的幸事。但是,这些记者此起彼伏的求救声却也反映出他们所在媒体的失职。

记者不是超人,不是奥特曼,他们也是一个鼻子两个肺,不会飞,也不能靠二氧化碳生存。大多数记者都没有高原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因为长年熬夜、作息不规律而处在亚健康状态。4月1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基本都是临时放下手中的采访任务,匆匆打包好行装就开始日夜兼程地赶往玉树,无暇做任何应对高原气候和次生灾害的准备。想让他们成为在前线突击的孤胆英雄,既不切实际,也缺乏人道。

以5·12汶川地震为界,中国的灾难报道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衡量:在信息公开方面,记者在灾区的采访已经无法禁止,阳光正照射到越来越多的角落;在报道形式和规模方面,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纸媒和电视交相辉映,直播成为常态,相关报道已经相当丰富和发达;在舆论格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舆论形成的模式,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渐显露。

相比于以上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媒体自身的改变却显得迟钝落后。时至今日,除新华社、央视这样的中央媒体为记者配备了极佳的设备外,其他大量的市场化媒体对记者的保护几乎为零,主要依靠记者在前线赤手空拳作战,后方仅仅扮演收稿、编稿的角色。

这样的现状亟待改变,媒体在监督他人的同时也该好好监督自己:是否为自己记者的职业安全做了足够多的工作?这些工作至少应该包括:平日里为所有记者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并有针对性地训练一批能够应对灾害、战争、高原等恶劣环境的记者;当灾害发生时,保证派往前线的记者都已经接受了足够的培训,并为赴前线采访的记者配备好必要的通讯工具、食品、药品,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时时跟踪记者的动向,为记者的采访提供指引和预警;建立应急联动系统,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迅速为记者提供救助力量——如果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微博上看到记者的求助信息了。

当我们的救灾不断走向科学化的时候,媒体的灾难报道也应改变如今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有义务为前线记者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否则就是对记者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工作权利的侵害。历经汶川、玉树两场大地震,媒体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并不是禁令,不是无法派出记者,而是如何为派出的记者提供足够多、足够科学的保障,如何让他们在健康的工作状态下发回最高质量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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