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

一

　　七月，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新人们入职了。来自江南塞北的男孩女孩们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带来了那些互不相同却又极其神似的故事。

　　一位来自西南省份的女孩回忆说，是许多年前辗转邮递至偏远小镇的那份《南方周末》在她的心里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一位由实习生“转正”成为记者的新人说，她来广州实习的那一年，看见报社的霓虹灯在黑夜里闪烁，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有一位叫舟逸的上海女孩说，她要改变大家对上海人不愿离家的偏见，她还改编了一句和自己的名字有关的古诗：“小舟从此逝，南方寄余生。”

　　我也是今年入职的新人，并不知道前辈们在入职时曾经带来怎样的故事。但我猜想：那些关于理想，关于选择的叙事是基本相同的。一年又一年，多少青春少年怀着初恋般的悸动和憧憬来到南方，仿佛在履行一份久远而虔诚的约定。

 二

 　　在今天，履行这样的约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会被很多人视为冒着傻气的决定。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去年年初，本科同学聚会，我发现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几乎有一大半都在房地产公司干活，于是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名为《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不出预料，一年半后，当我研究生毕业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宿舍的4位同学中，就有2人加入了背景雄厚的保利地产。看得出来，这家房地产公司对我的院友们入职后的表现相当满意，而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将继续对这家房地产公司怀抱极大的热情。保利地产在北大新闻学院开设专场招聘会已经成为惯例，今后，各家房地产公司也将继续从新闻学院吸纳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这是新闻学院的失败。但我们却无法苛责新闻学院，因为房地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逻辑，而谈论理想主义却沦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事实，谁都无法遮蔽的客观事实。

　　记得在南方报业的新人入职培训上，杨兴峰社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双百亿”计划——资产超百亿，业务收入超百亿。他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资产超百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主要归功于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以及在南海买下的一大块地，还有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四层楼。

（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照片转载自丘克军微博）

　　台下，作为新员工的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的东家有钱了，我的腰杆似乎也能挺得更直些；悲的是，这些钱不是靠写新闻、卖报纸赚出来的，而是靠买地盖楼迅速聚集的。集团一家主要报纸几百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得的利润，不过刚刚抵得上一栋楼的年租金，这样的时代逻辑怎能不让人产生幻灭感？

　　荒诞也罢，合理也好，时代的逻辑是个人无力扭转的。不过，谁说时代的逻辑就是唯一的真理？当大部分人选择遵从时代的逻辑时，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新的可能性。

　　于我个人而言，选择南方即意味着在这个以金钱、地位，以及所谓的“成功”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乏味年代里试验一种可能性：我们究竟可不可以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拥有一种更为超越性的情怀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将它实现？可不可以骄傲地对时代的枷锁和命运的羁绊说“我是自由的”？ 

三

 　　杨兴峰社长说，南方报业的目标是实现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的比翼齐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目标是识时务而又得体的。不过，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样的张力是会让南方报业走向新的高度，还是会撕裂它？这或许是接下来的几年中考验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报业集团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比翼齐飞”是庞大的南方报业集团在时代逻辑下发挥自身想象力做出的选择的话，那么每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南方人也应该张开双翼——一边叫理想，叫情怀，另一边叫技术。

　　是的，要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在谈论情怀之外，更需要学习技术。

　　在宣传要求长期遮蔽新闻价值的历史背景下，在新闻操作仍在摸索、新闻伦理仍在探讨的现实中，技术就是拥抱新闻专业主义。只有专业主义才能帮助我们迅速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免于伤害。

　　在新兴的媒体科技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技术就是擅用新媒体。虽然南方报业是在纸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媒集团，但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新媒体也许带走了发行量，带走了广告额，但它同时也给新闻创造了新的平台，新的手段，以及新的机会。 

四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一批57位南方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能够想起那些激荡着理想情怀的青春故事，不知那个叫舟逸的女孩是否会真的仍然航行在南方的大江大海里。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相对于那些日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因为此刻，我们开始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

　　这个时代也许并不伟大，甚至比较猥琐；这个时代的逻辑有些荒谬，它让人无奈，但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面前，未来正缓缓铺展开来。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载《南方传媒研究》第25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8月，此为原稿，刊出时有删改，以刊出稿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