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院子里的菊花和一串红盛开如往年,但它们却再也见不到养花人了。农历十月初一,我的爷爷告别了这个世界。

上小学时,这些五颜六色的花儿是我作文里的常客。爷爷是一个做事极认真负责的人,即便是退休后作为闲情逸志的养花,也被他完成得一丝不苟。但我想,花儿之所以开得那么美,不仅仅是因为养花工序的仔细严谨,更因为在爷爷不苟言笑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火热的爱心。

当然,“不苟言笑”是他人对爷爷的评价。作为他唯一的孙子,我从来未曾想到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爷爷对我从不吝啬笑容和关爱,眼神中都写满了慈爱。这种慈爱陪伴着我从小不点长成成年人,直到上大学时寒假回家,我总是发现自己换下的鞋子忽然就变得锃亮——爷爷不声不响地将它擦干净并抹上了鞋油。

今年十一,我回家看望正在住院的爷爷。尽管身体不适,但他见到我的第一眼便露出笑容。家人说,这是他许多天来第一次笑。

现在,爷爷的笑容已经成为永远的回忆。我多么悔恨自己没能在爷爷生前多陪陪他。自从14岁离家去外地上学,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变得很少,而他的耳背又让通电话变得不可能,甚至连寒暑假回家后的直接对话也不多。他总是问我在外能不能吃好,有没有钱用,而我除了不停回答“能”“有”之外便没了更多的语言。

是呵,这个巨变的年代里,拥抱新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和一辈子固守家乡的祖辈之间似乎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而我在亲人面前又总是不善表达感情,也不愿主动提及自己的成绩。好在爸爸总是能在网上发现我的作品和荣誉,他将这些文字打印出来拿给爷爷看,令他感觉欣慰和快乐。

这份快乐是爷爷理应享有的,因为无论我走得有多远,我的起点都是爷爷的陪伴,是小学校门外那个守望的身影。爷爷1991年开始退休生活,而我和表弟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入小学,中午和晚上的接送便全交给了他。人们说,他是放下了公文包,背起了书包。

生于1930年的爷爷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他喜欢研究中医和周易命理。以前,我和两个表弟总是喜欢半开玩笑地说:爷爷又在看他每年必买的老皇历了——对于从小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我们来说,那甚至是有些好笑的东西。

爷爷的一生有几大牵挂,除了对子孙的慈爱外,他对故土怀宁及老家的亲友也是念念不忘,尽管他二十多岁时就离开了家乡。

与他的长辈们不同的是,爷爷这一辈人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身上还打上了红色的印记。从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爷爷便是真正的情系组织,忠诚不二。今年身体极度虚弱时,他仍不忘交党费,因为实在无法走上县委办公楼,便坚持步行至单位工作人员家中,请他转交。

这不是童话,不是虚假编造的宣传。当官方喉舌中的党费故事已令人作呕时,爷爷的故事却真的令我潸然泪下。在革命理想早已让位于实用主义的今天,这种忠诚还能何处寻觅?

爷爷很关心时事,他订阅的报纸杂志是我最初的新闻启蒙。但他对时事的解读方式还活在毛时代的思维里,作为《环球时报》的订户,他喜欢跟我们说的是美国日本有多么多么坏。虽然观点迥异,但我从不与他争论,不仅因为他是我爷爷,也因为我知道,他是被时代造就的,而试图与时代掰手腕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爷爷的身体没有这么快地变差,我还曾希望他能参加我的硕士毕业典礼。但最终,今年七月来北京的只有奶奶和妈妈。我只能安慰自己:起码,六年前大学入学时是他和奶奶陪我一起到北京的。

这两天整理爷爷的遗物时,我发现一张写着“随记”的稿纸,爷爷在纸上详细记录了那一次往返北京的经历,着重提及了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合肥,再乘汽车回家的经历,详细到“11点整在飞机上吃午饭”,“从北京回家只用了6个小时”。

显然,对于爷爷来说,这种在年轻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经历是极为罕见的。但另一些遗物告诉我:爷爷也曾年轻,也曾英姿飒爽,也曾行走大江南北。他最辉煌的经历是在1959年进京接受“全国公检法先进工作者”的嘉奖,得到刘少奇等人的接见。他珍藏着当时的奖章和纪念册,只不过,在我们后辈看来,这些已经成了古董。世界的变化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而人却那么容易就老了。

今年,爷爷在病房里满了80岁,一个多月后便与世界挥手作别。世事易变,亲情永恒。今天的这个世界已不是爷爷所熟悉的样子,他所挂念的组织也与过去有着太多不同,但于我而言,他永远永远是我慈爱的爷爷。

爷爷的网上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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