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推进真正的教育改革为己任的教育家,一所承载一流大学梦想的高校,一场史无前例的教改试验

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

南方周末2010年12月16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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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10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仍然在等待他的同学们。住在南方科技大学30平方米的员工宿舍里,他是这所新大学目前唯一的学生。

苏刘溢是今年最小的高考考生,成绩是566分。但他没有选择高校名录上的任何一所大学,而是南下深圳,参加了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他举行的单独面试。按照原计划,苏刘溢应该在今年9月入学,成为南方科大的首批学生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他依然孤单地住在南方科大的宿舍里,陪伴他的只有母亲以及负责辅导他自学的老师。由于迟迟未得到教育部关于筹建学校和招生计划的正式批复,南方科大的招生活动一拖再拖,开学日期也一延再延。苏刘溢的身份,也只能被定位为“预招生”,而非正式学生。

经历了三年筹建,南方科大的教师、课程计划、宿舍、食堂等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最新消息是,教育部已经批准南方科技大学正式筹建。不过按照规章,要想正式招生,还需要等待漫长的三年。

智力超群的苏刘溢可以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南方科大要想像他一样,用“跳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要困难得多。“我们在做一件现有的教育法规和相关政策根本不许可的事。”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64岁的朱清时,200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位置上退休。一年后,他被南方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相中。2009年教师节,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就任南方科大创校校长。

甫一上任,他就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广受关注。但现在,这些改革的理念却遭遇制度障碍,难以推进。

深大前车之鉴

南方科大碰到的制度障碍,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

深圳特区对一所好大学的渴求由来已久。深圳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市的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甚至不如宁波。

基于这一缘由,三年前,深圳市政府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所学校的榜样,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十几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钱和制度。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庞大的数字让议员们吵了不少架。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深圳并不缺钱。深圳的财政年收入即将超过千亿,花几十亿人民币建一所大学,不是啥难事。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成功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制度是关键因素。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正是因为无法突破内地的制度束缚,而最终“泯然”众校矣。

这所深圳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也曾寄托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仅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喊出豪言壮语:“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

大学是建起来了,但却与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校长章必功说:“深圳经济的发展坐了特快列车,深大坐的是教育体制的马车。”

人事制度僵化,官本位严重,学术泡沫抬头……深大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曾希望引进一位水平高的新加坡教授,却被人事制度卡住。大一统的学位管理制度,也让深大的发展迈不开步子。直到2006年,深大才获得博士授予资格。此时这所以改革创新为理念的大学,建校已经23年了,“东南亚学术明珠”之梦也付之流水。

不做体制的乖孩子

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就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工作。次年,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准确步骤是: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这位负责人说。

最终,委员会选择了朱清时。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兼任南方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时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鲁昕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朱清时说:“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这个薪酬数字,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作为深圳市政府全资建设的公立大学,南方科大的“出格”薪酬,直接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薪酬体系,一时间议论纷纷。

几个月后,这一薪酬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

招生路上多坎坷

校区准备好了,教师来了,学生呢?

招生问题,成为过去的一年里南方科大迈不过去的槛。

第一个拦路虎,是国务院一份名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发布于1986年,到现在已“暂行”了24年。《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条例。开始他以为教育部批准后,就可以招生,没想到教育部批复“筹建”。而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时间。“不亲自去组建一个学校,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教育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卡得这么死。”朱清时感叹。

他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南方科大应该坚决跳过筹建步骤,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然而,想要“跳级”,也没那么简单,得满足条例所设置的许多严格条件。例如,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不能少于五千人,图书不能少于六万册,等等。

南方科大永久校区刚开工,年初得到的启动校区内,仅有四栋建筑物,第一年招生计划仅50人。要想获批正式建校,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南方科大来说,只有招生了,试验才能真正启动。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南方科大计划从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的苗子里,挑选可塑之才。这时,另一道政策“紧箍咒”传来:联合招生的学生,都必须是中科大学籍。

这让朱清时再次感觉“掉进了坑里”:“我们如果只是对中科大的学生进行异地教学,改革试验的意义就很小了。”

被逼出的冒险改革

朱清时决定不再等待。他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跳出现行教育体制,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苏刘溢们将获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学位。

原因很简单。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现行制度,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教育部是否承认此学位,尚是未知数,万一不认可,学生们毕业后能被社会接纳吗?家长们能放心让孩子来吗?但在朱清时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现在,招生工作已经展开,学校希望从完成高二学习的学生中,招收50名左右的学生,寒假考试,春季开学。然后,再马不停蹄开展新一轮招生,第二届学生将在明年秋季入学。

为了吸引学生参与这场试验,朱清时承诺:南方科大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将是世界先进水平,即使基础课,也都请最优秀的大师级人物来讲。“除了学位没有得到教育部承认外,我们的学生在其他方面,都会比其他学校学生收获更多。他们读完后,会觉得上这所学校不是损失,而是一种荣幸。能参加这场改革的试验,也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南方科大希望全国知名中学的校长们推荐学生来考试,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不过,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校长们的担心很现实——

“学生只完成了高二学业,我怎么给他发高中毕业证?起码体育课就没修完。”“如果推荐了一个本可以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学岂不更是少了一个成果?”

家长们则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学生户口、医疗保障如何解决?南方科大的学生如果没有拿到教育部学位,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如何解决?

一年多的坎坷,令朱清时苍老了许多,他被层出不穷的难题困扰,经常失眠到靠大量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以前,他每半年会做一次体检,就任南方科大校长以来,他一次体检都没做过。“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休息,看到体检结果反而影响心情。”他说。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南“科”一梦?

南方科大的英文名缩写是SUSTC,朱清时喜欢将其与英文单词“sustainability”联系起来,意思是“持久、永续”。

然而,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试验视为“南‘科’一梦”。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内地建起这样一所理想的大学,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断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其实,朱清时也将南方科大视为一场“梦”。不过他说,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代人的梦想。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好在梦想仍在生长。除了来到南科大的院士、学者外,一些大洋彼岸的华人学者,也为南方科大的改革梦想所激动。

今年9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率团赴美国硅谷招聘海外高层次人才,南方科大原本也在团队中,但由于工作上的一些失误没能拿到签证。不知内情的海外华人找不到南方科大的人,便开始骂美国政府:真是太坏了,居然不给南方科大签证,一定是怕南方科大跟他们竞争人才。

“这反映出在他们思想中,中国现在有可能跟美国竞争人才的就是南方科大。这些海外华人希望中国建起这样一所大学,能够跟美国竞争人才。”朱清时说。

在北京开会时,好几个大学校长告诉朱清时,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尤其是海外回来的教师们,开始有些“军心不稳”了。一些海归不适应国内大学体制,想投奔南方科大。

10月30日,朱清时在北京见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后者欣然为南方科大题写了校名。写完之后,李政道特意题了四个大字:“敬祝成功”。

(本报记者姚忆江、实习生周冠诚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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