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打工者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说:孙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在中国新闻史实属罕见,也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

孙志刚事件:十年法治进程中的“奇迹”
(见报标题为“孙志刚:因一人废了一项制度”)

□《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0日“十年担当”特刊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钱文迪 陈铁梅 冯飞

“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2010年12月底,广州的亚运气息尚未散尽。市区东部的黄村街,间或有公交车驶过,不少车身上写着“广州欢迎您”五个大字。

  七年前,这座城市向外地人敞开的欢迎怀抱远没有现在温暖。那年3月17日,来广州谋生的年轻人孙志刚在黄村街被警方带走,三天后死于收容人员救治站。导致他被收容的直接原因是,刚来广州二十多天的他还没办理暂住证。

  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舆论抨击,学者上书,决策者从善如流,多方形成合力。仅仅过了3个月,温家宝总理就签署国务院令,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收容所亦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黄村街的居民也许并不懂得什么法治进程,但他们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查暂住证这回事了。

  黄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村里见缝插针地盖满了三至五层的“握手楼”,吸纳着来穗谋生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中不乏与孙志刚相似、刚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外地毕业生。比起孙志刚,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无须办理暂住证,更不会被收容。

  一位在黄村住了十几年的外地人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过3次。以前,他在路上走着,就很可能就会被人喊住:“喂,把证件拿出来!”“但现在不会这样了,只是摆摊的可能会被城管管得严点。”

  发生孙志刚事件的黄村街派出所,已经搬了家。2003年8月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到此视察,留下了“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的指示。随后,派出所的墙上贴出了这四句话,还加上了三个“假如”:“假如我是一名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受害者”,“假如我是一名求助者”。2005年,这家派出所荣升“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是当年广州唯一获此称号的派出所,也是天河区首个“全国一级”。

  现在,黄村街派出所已经嗅不出孙志刚事件的气息。这里的民警大多表示自己“不知道”孙志刚。在记者的追问下,一位民警回答说“真的,不敢记得。”

  在遥远的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孙志刚的家人也已逐渐抚平悲伤。弟弟孙志国开了餐馆,结了婚,了却了哥哥生前的记挂。父亲孙禄松想起大儿子的死,依然有些痛苦,但想到儿子换回了法律的进步,让之后的打工者心里更有安全感,孙禄松心里也觉得安慰。曾有打工者专程从广州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对孙禄松说:感谢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你肯定是喝多了”

  如果没有陈峰对新闻线索的敏感和坚持不懈的调查,孙志刚的死也许会不为人知。

  陈峰当时是刚刚加盟《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记者,他在西祠胡同BBS上看到孙志刚之死的消息,决定开始采访报道,但他对报道的发表前景存有疑虑。“没有谁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但是,在内地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在一篇公开出版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后来,记者王雷参与了报道的采写。4月20日左右,王雷拿到了法医鉴定结果:孙志刚确实是被打死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证据,两名记者开始了最后的采写,稿件于25日见报。

  七年之后再回顾这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认为自己做得并不算非常深入,也没有拔高升华,只停留在一事一议。“成功的地方在于写作,文字干净,不掺杂情感,对于证据的运用到位。”他说。

  陈峰和王雷都没有想到,这篇稿件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再难以企及的高度。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所罕见的。

  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一开始就认为,报道的目标非常清晰:最好能导致制度的反思和修改。在饭桌上,他跟两位记者说起自己的看法,陈峰笑道:“你肯定是喝多了。”

  事实证明,程益中的判断并非虚妄,但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解决得这么干净利索”。他认为,这显示出当年决策层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陈峰和王雷也提及:“政府在SARS中面临了考验,但采取了开明务实的态度,展现出听取民意的姿态,形成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陈峰说,这是孙志刚事件迈向良性轨道的重要条件。

“奇迹”难再复制?

  如果没有“三博士”和“五学者”的上书,孙志刚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在收容所的中国人。

  2003年5月14日,三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

  9天后,五位法学专家同样以公民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五学者”呼应“三博士”,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

  “五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是上书的主要倡导者,他并没有想到上书在一个月之后就有了结果。他认为,决策层反应迅速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就有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而且在人口流动率升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收容遣送这种人口管制措施已经不适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民意压力亦是一大促进因素。

  另一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则指出了当年解决方式上的一点不如意:学者们曾经希望由全国人大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制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并告诉公众详细情况,但最终,还是国务院出面执行废止。“这印证了我们所处的行政主导体制,让全国人大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比较难堪。据说,温家宝总理连夜发出指示,为了废止这个条例,国务院忙了好几个晚上。”何海波说。

  尽管没有100%的满意,但学者们认为,此事件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它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公民用违宪审查建议权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事例。”沈岿说。2009年,沈岿等学者再次采取上书的方式,要求对导致许多强拆、血拆的老拆迁条例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次的上书并未带来迅速的制度改良,新拆迁条例难产。今年12月底,学者们再次上书。“相比于拆迁条例,收容遣送制的利益链比较简单,制度变革不会形成很大的牵动。”沈岿说,拆迁条例涉及了土地制度、财政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诸多难解的问题,这是2003年的上书和2009年的上书得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没有冷静克制的报道,如果没有网络民意的沸腾,如果没有法律学者在制度层面的推动,如果没有政府高层的决心,如果不是相对简单的利益链条……这太多的如果让孙志刚事件成为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奇迹”。

  不过,何海波依然认为,从长远来说,孙志刚事件仍然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称得上是一种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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