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打破旧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

不破旧体制,没有新校长

□《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0日“十年担当”特刊
记者 方可成

  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我们的预测会容易许多。

  时值天朝崩溃前夜,42岁的蔡元培正在德国留学,一位大教育家的潜质已经显现。此前,他弃官从教,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又在接近不惑之年时远赴德国,只因“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

  其后的事实人尽皆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底,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高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旗,实行教授治校,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被国人挂念至今。

  告别帝制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却一直是心头之痛。许多人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亟待出现一位蔡元培式的大学校长,否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痴人说梦。“现在中国教育界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许多体制障碍都还没有打开缺口。”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如果没有打破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

  朱清时所言的体制障碍表现在许多方面,从他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个中艰辛即可窥豹一斑。

  被体制束缚的校长们施展空间有限,最多只能打打亲民牌,在毕业典礼上讲点网络流行语。当下的中国大学涌现了“根叔”(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凤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良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陈章良),却无法诞生蔡先生。

  教育学者熊丙奇则指出,“行政化”是妨碍好校长出现的关键,因为“在行政化的体制下,校长的追求不在教育,而在当官”。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能否出现优秀的大学校长,取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必须解放思想,深化各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赋予大学独立自主办学权。”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说。

  在刘道玉看来,民主选拔大学校长,既是去行政化的关键,又是遴选优秀大学校长的基础和保证。而要成为优秀的大学校长,最好要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熏陶,切身感受到现代大学理念。“同时,他们还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敢于打破禁区;精通教育学和教学方法,具有民主决策与管理的作风;拥有教研经验,但担任校长后不再从事教研工作。”

  熊丙奇则认为,如果建立起公开遴选校长的新制度,那么未来十年的蔡元培很可能并不出自当前的校长、副校长群体,“因为这些人都是按照行政化的体制论级别出来的,领导看重就行,懂不懂教育无所谓。”熊丙奇将希望寄托于两类人,一类是怀有教育理想的海归,另一类则出自民办培训机构和学校,“因为他们懂得管理,在制度上有创新,但现在这些人没有得到任何资源,没有行政级别,无法应聘大学校长,无法施展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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