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报道“南科大内忧”?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内忧存在,所以我报道了。

可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得很复杂,因为有人问:你这样报道,是不是想置南科大于死地?万一南科大的内忧被人利用,成为扼杀教改的理由,怎么办?

我和我的编辑,以及我们的领导,都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最后,我们决定报道,自然是有充分的考虑,有充足的理由。

且从头说起。

去年底,我做了《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的报道。之后,我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南科大的关注。今年3月份开学时,我再次赶赴深圳采访。后来,又一直和校方保持着联系,关注着南科大的各种新进展。

5月底,“被高考”事件被许多媒体报道。我的编辑对我说,希望我再去做一次报道,不光是关注高考事件,更要去看看:南科大开学三个月了,这学校到底办得怎么样?由于开学之后校方拒绝一切记者进入采访,所以外界对南科大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

于是,我再次赶赴深圳。和去年底几赴深圳时一样,我的立场依然是:坚定支持改革,希望南科大成功。

到深圳后,我开始广泛联系采访。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媒体对南科大高考事件的报道很多,但基本都是在采访学生及学生家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根本进不去学校,只采访得到学生和家长。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认识,为了让我的报道更加客观,我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信源。因此,我和内部的一些老师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得到了许多其他媒体报道中未曾出现的信息。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呈现多方面的观点,展现事件的复杂性。尽管我的文章《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有许多欠缺,但我认为,比起某些媒体一味地追捧“拒考”行为,夸大学生和教育部之间的冲突,我的文章要更客观、更负责。

上文已经提到,我这次到深圳采访,高考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任务是搞清楚南科大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为此,我给几乎所有参与过南科大筹建的老师都发了邮件请求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而港科大的三位老师则答应接受我的采访。

我和港科大的三位老师是6月13日见面的。当时,他们告诉我:由于他们会表达一些比较直接、尖锐的观点,所以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这样可以做到文责自负。这就是那篇《要改革,不要口号》的由来,这篇文章完全是由这三位老师亲自撰写,我们基本未作任何改动,仅仅是由于版面所限做了一些略微的删节。

我和这三位老师谈了两个小时,此后又频繁邮件、电话往来。通过我和他们的接触,我个人可以下这样的判断:他们是三位具备高度责任感的老师,他们心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真诚希望能够为高教改革尽一份力量。他们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完完全全是出于关心爱护南科大,不愿看到南科大改革误入歧途,不愿看到这45名学生的利益受损。他们和朱校长存在理念分歧,他们认为朱校长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仓促招生,是对学生利益的不负责任。为此,他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多次劝说朱校长不要招生,但没有作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为南科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在开学前请到王学峰老师来救火,包括来参加招生复试——当时,励建书老师是完全不愿意来的,因为他认为完全不该招生,但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学校不至于出洋相,他还是来了。

我想,对于究竟是港科大教授的理念正确,还是朱清时的理念正确,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我相信他们双方的改革愿望都是真诚的,都是一心为南科大,为45名学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途而奉献,而争执。

正因为如此,最终我们的报道也是非常平衡的处理——在我的主稿“南科大内忧”中,我呈现了多方面的观点,且对朱清时校长给予了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在刊发港科大教授文章的同时,我们用同样的版面位置、同样的篇幅刊登了朱校长的回应。我们并未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做的,只是客观呈现这样一场争论。

同样,我们在“编者按”中也特别提出:“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我想,阅读了这段编者按,就会明白:我们是多么希望南科大的改革能够成功,如果认为我们的报道是想要扼杀南科大,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大错特错了。

报道刊发后,引发了各界热议。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语带愤怒地提出:南科大是一株幼苗,经不起折腾,《南方周末》这么一报,对南科大恐怕是坏事。

没错,南科大是一株幼苗,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那么,对于媒体来说,最好的爱护方式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好的爱护方式就是为它“除虫”、“修苗”。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直接来说,媒体的职责就是帮助这所学校的教改走向正确的方向,不要长歪了。现在,针对教改究竟改怎么走,出现了激烈的争议。以港科大老师为代表的意见认为,朱校长已经让教改误入歧途,他的一些做法已经伤害了这所学校,伤害了教改,伤害了45名学生的利益。

不管我们认不认同这种意见,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意见有他的道理——如果这些孩子在入学时能够有更完备的培养方案、更强大的教师团队,孩子们难道不会发展得更好吗?一所学校在诸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开学,这听起来的确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港科大老师都是胡说,但你必须说出自己的理由。如果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那么好,作为媒体来说,需要做的就是呈现出双方的不同观点,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这场讨论继续下去,最终形成共识——因为只有形成了共识,我们的改革才能进行得下去,我们的改革才会朝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改革中的“小白鼠”——这45名学生才不会成为牺牲品。

采访中,港科大老师反复向我强调:他们不是针对南科大,更不是针对朱校长,而是针对南科大教改实验背后的全局性问题。的确,南科大怎么走,是会对中国高教改革产生很大影响的。

我想,对我们的报道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真诚地希望南科大的教改之路能够走好,我们真诚希望这45名学生不要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必须在有争议出现的时候给予预警——并且这种争议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学校内部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我们不是冷嘲热讽,不是说三道四,我们是真真切切希望南科大好,希望这45名学生都能成功。

在如何理解南科大教改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朱清时校长?

无疑,我们对他尊重、敬佩,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共同的感情。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该盲目地偶像崇拜。把话说得直白一点:朱清时一定是永远正确的吗?一位家长对我说:“给朱清时校长一些信任,给朱清时校长一些支持,相信他会让南科大发展起来。”这样的相信是基于感情上的一厢情愿,还是有坚实的逻辑基础?万一朱校长是错的,那孩子们的利益怎么办?

没错,我们应该支持朱校长,但是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我想朱校长的理念也很明确: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在这样的大学里面,自然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按照朱校长自己的话说就是,“谁有道理听谁的”——如果对具体的办学策略有争议,为什么不能提出来讨论?为什么不能做到“谁有道理听谁的”?

这也是我们做这组报道的方式——把朱校长的话和港科大老师的话放在同样的位置,让读者自己来评判,究竟是谁更有道理。

有家长认为,港科大老师发表这篇文章对南科大没什么好处。对此,我恕不能认同。我想,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港科大老师的文章都是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如果朱校长的做法是错的,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警醒,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太远;如果朱校长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这篇文章也根本不会干扰到校长理念的实施,反而或许会督促他尽快完成教授招聘、学科架构设计等诸多方面的工作,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有家长对我说:“朱校长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为南科大奔波,为南科大焦虑,无须为名、无须为利,只为良心,只为教育,只为45个学生。”

我也想说,大家只看到了朱校长的辛苦,却没看到港科大老师的付出,他们为了南科大,多少次挑灯夜战,他们精心制作的ppt至今仍为朱校长所用。尽管我非常不愿意煽情,但我还是套用家长的话——港科大三位老师为南科大奔波,为南科大焦虑,无须为名、无须为利,只为良心,只为教育,只为45个学生。

至于双方究竟孰是孰非,我想答案会越来越明朗。

关于南科大,还有很多想说的问题,下次再谈。

采写时间:2011年6月4日-15日
采写地点:深圳
稿件名:《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内忧
刊发版面:2011年6月9日B9时局版,6月16日A1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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