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周末》2011年6月9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时钟指向九点,南科大教学楼304、305教室依然见不到一名学生。6月7日上午,答案终于揭晓: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一人踏进高考考场。

45名学生拒考,迎合了许多人的愿望。消息甫一传出,引发舆论欢呼。

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风波,被简单解读为一则“抗争”的故事。但实际上,在是否高考这个问题上,处于风暴眼中的老师、学生、家长,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进行着复杂的考量。

2010年7月,国家颁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南科大高考风波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在三者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对立情绪,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学生和家长负面解读,处处举步维艰。

制度“红线”

因为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报道《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中提到的那样,上层领导表态了,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变得顺利。部长的讲话被南科大视为“尚方宝剑”,屡屡引用,但它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渐变得明朗——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时隔3个月,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续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这是改革的一根“红线”,并非因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许南科大突破。

实际上,自开学以来,就高考问题,深圳市一直在与教育部进行谈判,南科大亦在积极协调变通之法。只不过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之前,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终落下。

体制输出了指令,一贯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执行者,政府官员需要回头劝说学生们参加高考。为了给学生做工作,市委副书记王穗明还曾亲自到南科大现场办公一天,坐镇指导工作。

“伪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

简单来说,高考不过是走个形式,完成程序而已。市政府向学生许诺:不需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南科大校内将特设考场,使用广东省高考试卷,分数将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都会依然就读于南科大。

为了尽可能争取学生参加高考,政府将报名截止日期一再延迟,一开始是5月31日,之后延长至6月3日,最后又改为高考开始前随时可以报名。端午节期间,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也都没有放假。

校方亦不断重申这一高考的特殊性。在给学生们的通知中,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言下之意,作用仅仅是完成“注册”手续,并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学。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师看来,这些具体操作体现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后,能够还给学生们一些他们本应得到的保障。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学生们所说:如果参加高考,将可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这将给学生们带来“双保险”,毕业后申请国内研究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等都不会遇到障碍。

但想当公务员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来南科大。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校长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如今,面对教育部主动送上的文凭,他们普遍心怀不解。

而政府为学生们参加高考创造方便的种种具体做法,却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进一步质疑:高考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我们还能报上名?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场参加高考的,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试?有学生干脆称这场考试为“伪高考”,并认为这伤害了高考的纯洁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办学’为旗帜要求我们参加高考,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规的。”学生小贤(化名)说。

学生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种种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令一些学生产生了对“黑箱操作”的怀疑。一些学生想出了办法:写公开信,开“微博”,借助舆论的扩音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后来,那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争相引用的对象,亦被人们视为代表全部45名学生的声音。

但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然一致。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都反对参加高考,但理由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沟通、对话的机会,正如公开信中所写:“并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为激进些。在校门口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学生潘登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教育部门在反对我们的改革。”学生程齐家则认为:“如果参加高考,就是对改革的背道而驰。南科大的改革关系到中国科教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想当历史的罪人。一旦高考这个事发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被颠覆了。”

个别活跃的学生,还会给同学们群发短信,再三告诫:不要参加高考。

一些学生的态度很简单:跟着校长走。学生小嘉(化名)说,他深为校长的教改理念和个人魅力所折服。“我们还是学生,看的肯定没有校长透,所以我们肯定听校长的。如果校长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会去。”

但朱清时一开始并未直接表态,他回避了学生,不在学校出现,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我们负责改革,但是学生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小嘉认为,朱清时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校长的理念在刚开学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需要想一想他之前说过的话就会明白。”

杀君马者道旁儿?

高考前的端午假期,许多学生都回家了,他们大多是去为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们加油。留在学校的学生不过十几名,他们也并未准备高考,而是利用假期在深圳游玩。还有部分学生由于反感老师的“骚扰”,搬去了校外的宾馆暂住。

6月3日,依然留在校园中的部分南科大学生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考与不考,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倡导因人而异,鼓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这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舆论的热烈关注令一些人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出自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留下的条子,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在道路两边给你的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过分的期待与厚爱,才让骏马奔到超出极限而死亡。

基于这种担心,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实际上,社会舆论对“反高考”的情绪化渲染,的确令不少局内人感到困扰。一名南科大行政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拒绝高考的南科大学生‘有种’,这种激发对立情绪的评论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关张,评论者当然不必为此埋单,但谁来为孩子们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这名校内人士认为,比起称赞学生“有种”,眼下更紧迫的事情是保留火种,在必要的限度内作出妥协。“深圳市的改革也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我们的教改并不一定非得突破高考的底线啊!”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也认为,高考并非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美国也有标准化考试,香港学生进大学要经过两次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主办学。”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招生不是一切的判断,不应把所有高教改革都悬在这一点。”

另一方面,坚持认为学生不应高考的人同样有他们的理由,教育学者熊丙奇就提出:“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行政机构怎样能做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有美丽的包装,但剥开之后,本质还是权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显然,妥协和不妥协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身处其中的政府、老师、学生和家长,可能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让教改坚持走下去——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各方都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撑,也都认为自己充满了无奈,但谁也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否能让这所学校顺利走下去。

在南科大的学生们没有翻开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题正是“回到原点”。现在,深圳市政府和校方已经各尽其力,学生们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舆论的狂欢中,南科大能否回到它改革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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