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着地球上最发达的科学,但在公共生活中,科学的地位现在是从未有过的低下。为什么?

科学在美国的衰败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 2011年11月1日
原题: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
作者:Shawn Lawrence Otto
原文链接: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228361.500-science-in-america-decline-and-fall.html
翻译:方可成 (http://www.FangKC.cn)

“我们现在正对付的一件大事是全球变暖的骗局,那是一种彻底的邪教、扯淡、无稽之谈。”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Michele Bachmann曾这样说道。她还认为,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科学课堂上应该加入神创论的内容。“我支持将各种类型的科学都摆上桌面,由学生们来选择。在科学的问题上,政府不应该通过支持某一方观点的方式进行干预,因为两方都值得怀疑。”

Bachmann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州长Rick Perry则鼓吹基于圣经的禁欲教育。他认为,进化论是“一种存在缺陷的理论”。对于气候变化,Perry说:“科学不会因为有一群科学家站在那里说‘事实如此’就被确定下来了……伽利略提出日心说时还被大多数人否认呢。”

前众议院议长Newt Gingrich告诉选民:胚胎干细胞研究“正在杀害许多孩子以获取研究材料”。共和党新星Herman Cain声称,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同性恋由非个人意愿决定。

倘若共和党人背离反科学的政治主张,是需要自己承担风险的。当一度领先的候选人Mitt Romney说:“从我读到的情况来看,我相信由于人类的活动,世界正在变暖。”保守派的电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马上回应说:“跟总统候选人提名说拜拜吧!”于是,Romney又改变了自己的说法:“我不知道它是否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

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说:“当共和党变成了反科学党,我们便有了大问题。”从此,洪博培便被共和党大佬们边缘化了。

智识层面的腐坏蔓延很广。新当选的100名共和党议员中,有96人要么认为气候变化是假的,要么誓言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今年7月,全部由民主党人组成的旧金山市监事会通过了一条法案,要求手机商店警告消费者:辐射可能会导致脑癌等危害——但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其他地方,当选的政客骚扰恐吓与他们意见不同的科学家;曲解他们的观点,声称科学家们认为二氧化碳是致癌物质;通过决议,说明地球正在变冷;还要求老师们教学生:占星术可以控制天气。这些荒诞的评论现在不仅在政治上被接受,还获得了热情的喝彩。这究竟是怎么了?

未来40年,科学将要创造的知识比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全部知识还要多。就在我们要被这些淹没的时候,过去的进步所导致的未曾预料的后果又将令我们自食其果——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人口爆炸、过度捕捞……我们现在100%地依靠科学去寻找方法,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但决策者们却越来越拒绝接受科学提供的答案,或者装作问题不存在。

知识就是力量

托马斯·杰弗逊曾设想:让公众接受全面的信息,他们便会自发维持和平和秩序,他认为这“不需要太高的教育水平”。但问题来了:在今天这个被科学主导的世界,民主的繁荣还能持续吗?

从国会的情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在535名议员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科学专业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中有222人是律师背景,这些人恐怕大部分在上大学时都不会去上科学方面的课程吧。律师所接受的训练是为了打赢官司,任何一名辩护律师都会告诉你:要想赢,就得选择性地使用事实,而不是去构建真相。难怪现在的政策讨论都被意识形态和修辞话语占领了,它们往往跟真正的事实没有什么关系。

发生了什么?要理解美国政治和科学间的糟糕关系,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

与最近的一些说法相反,美国在建国时并非基督教国家。早期的移居者是想要从专制的基督教政权中寻求自由的清教徒。清教徒们需要学习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以辨别上帝的律法,这个过程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科学”。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62%的成员都是清教徒,包括牛顿。

当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牛顿、培根、洛克和休谟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他。牛顿梳理了信仰和知识的区别;培根解释了我们如何使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构建知识体系;洛克说明了知识如何不同于且高于信仰和观点;休谟则将自由定义为有选择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

杰弗逊在美国的建国文件中融入了这些理念,它们铺就了美国的哲学和法律基石。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运用科学来学习关于现实和真相的知识,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国王或教皇能够宣称自己具备高于普通公民的权威。人生来平等。这就为一个世俗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这个政府尊重、宽容宗教,但并不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真正构成基础的,是自由、理性和科学。

这种思想为美国很好地服务了大约200年,之后便开始出毛病了。

如果将原因全都归咎于宗教右翼势力,有些太过草率。事实上,起作用的力量很多,它们来自政治光谱的两端,也来自科学的内外。

要解释这种变化,二战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那场战争将科学从对自然的探索转变成了一种武器。雷达和原子弹对战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起作用的还有声纳、合成橡胶及其他发明。

1945年,曾经在这些事情上发挥协调作用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主任Vannevar Bush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文件,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在这份文件中,他提出:由政府提供永久的科研经费资助。

Bush的论证做得太好了。科学家们从向慈善家们推销研究价值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了,他们转而向内,并在很多方面都退出了公共事务。大学教席被授予那些做研究、出论文的人,而不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人。那些参与了公共事务的科学家往往被他们的同行评价很低,政治变成了一种会污染客观性的东西。

科学就是政治

但是,将科学视为无涉政治的东西,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科学永远是政治的,因为它所创造的新知识要求改善我们的道德伦理,挑战既得利益阶层。退出对话将会令对手获得话语权,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科学家们退缩回自己的实验室时,美国正在思考知识的阴暗面。原子弹深刻地影响了公众的意识,带来了一种伦理道德上的暧昧困境,以及对核灭绝的恐惧。人们开始感觉到化学污染的影响。从有毒废弃物到危险的医疗设备,各种灾难击碎了公众的信心。生于婴儿潮时代的人们,开始对政府和科学都感到深深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宗教力量在组织起来。为了吸引新成员,原教旨主义的教堂利用科学上不断发展的道德复杂性,吹响了集结号。借助电视的力量,新教徒的声音开始变得像恪守传统教义的福音派了,他们愤怒、反科学,并且极度政治化。

尽管批评声不断增多,但科学家们却一直在大学里享受不断增长的经费和声望,排挤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做出了反击,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利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相对论试图证明:没有所谓的客观真实,科学只不过是西方白人的文化表述(cultural expression),并不比女性和少数族裔声称的“真实”更具效力。这种说法很好地符合了公民权利的政治,并使人文学科重回巅峰。在流行文化中出现了一种世俗宗教运动,鼓吹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这被称为“新时代运动”(the New Age)。

后现代主义催生了许多积极的事物,但“不存在客观真实”的理念完全错误。然而,一代美国人都被这种错误的理念所教育。当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媒体的领袖时,这种理念就影响了他们对真实和科学的看法。没有了客观真实,所有的论争就都变成了修辞。我们要么在无止境的辩论中陷入麻痹,要么只能诉诸无理性的权力。这就是今天的美国面临的危机。

这种状况在1987年更加恶化,那一年,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废除了公平原则。此前,使用公共频率的广播机构被要求报道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并客观呈现相互冲突的观点。这条原则一被废除,一批新的广播电视主持人就涌现出来,Rush Limbaugh等人依靠对政治事务发表义愤填膺的观点而赢得大量收听、收视率。与此同时,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出现了,他们提供了无数可供选择的新平台。

新闻节目必须和娱乐节目竞争了,于是它们变得更加情绪化,观点更加固执。受过后现代主义教育的一代记者认为,“客观”报道只不过是在报道中加入不同的观点,而不是采取代表了真相那一方的意见。有人曾问白宫记者David Gregory,为何不对小布什关于进军伊拉克的不合理论证进行追问,他说:“那不是我们要做的。”这种“伪平衡”的方式出现了,比如让气候专家和气候变化的否认者们在媒体上针锋相对。这种做法给予了那些极端意见以不适当的曝光度。此外,又由于媒体经费的削减,大部分科学记者和调查记者都被解雇了,问题愈加恶化。

最后,还有既得利益阶层的影响。例如,2009年1月到2010年6月,能源企业花了5亿美元阻止气候变化的立法;2010年1月到10月,它们花了超过7300万美元用于反对清洁能源的广告。大部分经费都被用于使公众产生对气候科学的怀疑,或者贬损科学家的声誉与动机。这确实起作用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新闻媒体允许它们这么做。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科学遭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打击。没有了客观真实的概念,美国的公共对话变成了一种意见战争和政策无力。这种过程是被无理性的权力造就的:无视律法,罔顾数据,违背对方的意愿——而这恰恰是洛克和杰弗逊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前也曾占过主导地位,虽然情况不同,但历史可以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当前苏联不顾遗传学家的警告,推崇李森科的学说时,基本的要素和今天颇为相似。李森科曾将遗传学家们称为“象牙塔里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祭司”,这跟Sarah Palin将全球变暖称为“环境祭司们发动的末日恐吓战术”没有太大的不同。当年,苏联的农业一夜倒退40年。

魏玛德国的政治右翼曾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骗局”,还说他是为了钱——跟今天气候变暖的否定者们所说的差不多。

纽伦堡审判期间,希特勒的军备大臣Albert Speer曾讲述用新技术传播统一意识形态的方法,这跟今天充当政治回音室的媒体很像。“在广播、喇叭等技术设备作用下,八千万民众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换句话说,变成了“应声虫。”

在毛发动的大跃进期间,他设定了方案,要让中国在15年内实现现代化。反对这一想法的科学家被骚扰或投进监狱。毛的政策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超过四千万人死亡。

美国当然离这些状况还很远,但正在接近它自己独有的危机点。每一个远离理性、走向意识形态的步伐,都意味着这个国家正接近一个暴政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据的不是知识,而是叫嚷得最大声的意见。

问题的解法和问题本身一样是多面向的。首先,科学家必须重新参与国家的公共讨论,理性的政治家必须挑战对手,回到以科学为主题的政策辩论中去。

我正参与的两个项目,目标正是让这种辩论发生。其中一个叫做“美国科学宣誓(American Science Pledge)”,号召候选人们保证捍卫科学,将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

另一个是“ScienceDebate2012.com”,一个号召以科学、技术、健康、医药和环境为主题的总统辩论的草根运动。2008年,我们说服了奥巴马和麦凯恩加入辩论,当年的运动是美国科学史上最大的政治倡议。今天,科学家们要在更高的水平上支持这样的努力。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每一个民主国家,人们得到他们配得上的政府。”

小知识:

共和党曾经是科学之党。林肯在1863年创立了国家科学院。威廉·麦金利在1896年和1900年两次赢得总统选举,击败了持反进化论观点的民主党对手William Jennings Bryan。麦金利还支持创建了今天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前身。Bryan的反进化论竞选后来导致了1925年的“猴子审判”,这让更多的科学家倾向了共和党。1923年,愤怒的共和党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校长Robert A. Millikan写下了这样的话:神创论者“就像在丛林一样,根据本能、冲动、继承的爱恨来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理性。这样的人……是对民主和文明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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