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星期一。从中午开始,北京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的日坛北路附近,出现了反常的严重拥堵。

车辆和人群涌向一个被高墙和武警严格保卫的院子。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段,这个院子的占地面积达到了六七个足球场的大小。院子里的楼房低矮、朴素,与周围密集的摩天大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院子,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当天上午,东北邻国传来消息:金正日病逝。消息公布后不久,若干名身着黑衣的男子登上朝鲜大使馆主楼的楼顶,手动将竖立在楼顶的国旗降至旗杆的一半位置。

大批记者和吊唁者赶到朝鲜大使馆。下午,使馆所在的日坛北路实行交通管制,机动车禁止通行,只有使馆牌照的车辆间或出入。警车、警察、便衣聚集。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通行,但聚集在门口的记者被要求站在警戒线隔出的一小片区域内。

天气寒冷,记者们守在使馆外,也得不到太多的信息。电视台的记者大多只能站在摄像机前拍一段出镜镜头,指指身后的使馆主楼上降下的半旗。

朝鲜大使馆正门偶尔有车辆出入,吊唁者则走位于东侧的小门。每隔几分钟便有前来吊唁的朝鲜人出入,他们大多三五成群,眼眶潮红。也有乘坐大巴车集体进出的。面对记者迎上前去的提问,闭口不答。

下午3时左右,有一男一女手捧白花结伴行至朝鲜大使馆正门外,将花放置在地上后即转身离开。使馆方面也没有派人出来将花收回。

吊唁的人群给使馆北边的金苑花店带来了很大的客流。我下午三时许进入花店时,店内有六七名朝鲜人正在等候,神情严肃。“他们必须要那种白菊花,”老板娘说,“我们没有多少存货,很快就卖完了,现在只能紧急调来一批货,正等着送过来。”

没过多久,一大箱白菊花被送到花店,共700支。这批花被迅速包装后,由一名名前来吊唁的朝鲜人捧进大使馆。

签证业务停止办理,有人通过签证处门口的对讲机与使馆内工作人员通话,被告知:需要等到2012年再说了。

朝鲜人开设的餐厅、商店都已停止营业。中午,有记者来到位于大使馆东侧的银畔烤肉店,推门进入后,店内人员告知:今天不营业。下午,烤肉店已大门紧锁。

去年南非世界杯结束后,曾有网友在这家烤肉店发现足球明星郑大世,他和教练金正勋在内的全队45人在餐厅用了午餐。后来,郑大世在他的日文博客上写道:“看起来我很出名嘛,在北京的街道上有人认出我,他们和我说话就好像我是摇滚明星一样。”

这家餐馆的金经理之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餐馆属朝鲜政府所有,所有营业额都会上交朝鲜政府。“午餐是免费的,因为餐厅是国有的,接待从朝鲜来的体育运动员及官员是餐馆的一部分责任。”

第二天、第三天,九常委均赴使馆吊唁,在金将军遗像前久久鞠躬。

在这个院子里,一切都如同那灰黄色的建筑一样严肃、悲伤,让人无法揣度那究竟是策略还是真诚;在第二天的报纸、电视上,尽管有许多记者抵达了现场,采访了专家,但所有媒体的报道都如出一辙——实际上他们的确出自同一个叫做“新华社通稿”的车辙;而在Twitter等网络空间里,创造力爆棚的网民们早已创造出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嘲讽一个独裁者的死去。

1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我抵达了离朝鲜大使馆不远,同在日坛使馆区的捷克大使馆。

想象中的人群并没有出现,使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询问过门口站岗的武警才确认,今天可以进去吊唁。

和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门开了。走进使馆才知道,我是今天第一个前来吊唁的人。通过两道门进入使馆主楼,高个子的捷克大叔向我微笑问好。

传说中的“公众吊唁厅”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会议桌,几把椅子,一个书柜。

桌上摆放着一张哈维尔的遗像,一台不断滚动播放哈维尔照片的显示器,一面欧盟的旗帜和一面捷克国旗,还有一个留言本——当然,桌上还有吊唁者送来的一束束鲜花。

我看了看哈维尔的照片,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在留言本上写下一句话:

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将如您的风骨、智识一样长存。

其实我知道,在中国,知道哈维尔的人并不多,深入了解他思想的人就更少了。他的逝世原本可以成为一次让更多公众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机会,但是很快,人们的兴趣就转移到了那位死去的独裁者身上。

所以,哈维尔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也许十分有限,甚至微小。但我真的相信,他的影响可以长存,因为那些愿意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那些愿意沉潜下来以深入的阅读和理性的思索来面对世界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总可以接触到哈维尔给全人类留下的思想财富。

而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确实需要这笔财富。

前几天,中国政府说,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金正日,我当然要拒绝这样的被代表。

今天,我又听说,中国政府没有吊唁哈维尔,不过没关系,捷克大使馆会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公民们的缅怀与敬意送到那个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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