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选调生的论坛里,用户的积分等级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体系来设计的,积分低的是“副科级”,高的可以达到“正省级”,甚至“副总理”、“总书记”。

最初,肖岳很瞧不起身边一位选调生,他把主要领导的工作特点和点菜偏好都进行了总结。但他现在有点佩服这位同龄人:“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领悟领导工作意图,开展工作。从效果看,有时候真是事半功倍。”

乡镇里来了年轻人:选调生碰撞基层官场

□《南方周末》2012年4月5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王磬 管萌 翟曼

毕业后在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工作了两年多,肖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戴着光环而来: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选调生——也即各省组织部择优选拔的一批应届生,被安排至基层“锻炼”,日后可能成为重点培养干部。

肖岳期待着被提拔和重点培养的那一天。刚来时,他豪情万丈,想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上大干一番。现在他觉得,与其说他改变了小镇,不如说基层官场改变了他。他没干成什么事,反倒习得了一套官场生存法则;以前爱写诗的文学青年,现在下笔就是“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当然也有长进,以前一瓶啤酒能喝吐,现在酒量大增。

令肖岳焦虑的是,传说中的“提拔”不知要等多久。他身边一些“有背景”的选调生,已调到了县里甚至省直机关。

中国的选调生数量,正以每年超过万名的速度增长。许多人都经历过肖岳这样跌宕的心路历程。不少人离开,少数的幸运者获得了提升,更多人继续在基层工作,等待未来的机会。

尽管结局各异,但选调生因为特殊的政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依然不减。如今招考旺季又至,新一批选调生又将离开校园,开始他们与基层官场的新碰撞。

初入官场,端茶倒水干半年

肖岳对初到乡镇的场面记忆犹新:刚一下车,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就被拉到一个餐厅包间,那里坐满了各位领导。还没动筷子,他就被要求与所有人喝上一圈,和几位主要领导还要多喝几杯。

晕眩与呕吐,是许多选调生的基层初体验。肖岳第一天晚上便空腹醉倒了,那种难受的感觉让他发誓不再沾酒。

这当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接风酒席只是起步。领导们总说“酒量就是工作量”,他不敢怠慢。最多时,肖岳一天喝了三场,结果在床上躺了三天。

酒局之外,工作的头几个月里,肖岳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几位领导的办公室。有时,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

让肖岳最感头疼的,是在开会时端茶倒水。不是怕累,而是他以重点大学本科生的智商,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倒水”和“先给谁倒水”这两个问题。

端茶倒水、打扫卫生这两件事,广东选调生朱华也干了半年,“我当时也想不通,这是一个临时工就可以干的嘛。简直是浪费生命。”

后来有些人明白,不是乡镇领导有意要让他们端茶倒水,而是一时安排不出别的工作。选调生受省委组织部统一选拔和管理,头几年多在偏远乡镇锻炼,但当地并没有专为选调生设计的培训岗位,基层工作又不易上手,他们往往只能在端茶倒水中认识人、熟悉工作。

当工作逐渐上手之后,状态转变是巨大的——刚来时,除了端茶倒水便无所事事;一年后,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从党务到计生,从驻村工作到合作医疗,从信访到森林防火,从扶贫到妇联,选调生们什么都干。尤其是打字、复印之类的活儿,干部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不高的乡镇里好不容易来个大学生,就都交到了选调生们手中。

朱华终于见识了基层工作的辛苦和千头万绪,“乡镇干部都是万金油。”因为工作太多,她不得不每个周末都加班,一个月回家不到一次。她认为,这也体现了领导对选调生的期望很高。“像组织部门就说了,选调生就是后备干部的培养,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去接触。”

在江西赣州工作的选调生蒋超也认为,一定要适应基层“分工不分家”的工作状态,“让你去干活是信任你,你应该高兴才是。”

蒋超还在读大一时,就将选调生纳入了人生规划。他先后参加了2次“国考”、5次选调生考、2次事业单位考、1次村官考和2次地方公务员考,转战南北考试12次,在每晚二三十块钱的旅馆住宿,拿五个馒头一根大葱填饱肚子,终于梦圆。

到基层后,来自山东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语言不通: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没有同事当“翻译”,蒋超听不懂村民说什么,村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蒋超看来,比语言更重要的是领导。“到基层后,遇到一个好领导很重要。一把手的施政风格,对地方发展影响很大,当然也包括年轻干部的进步。”蒋超说。

蒋超庆幸自己遇到了好领导。他在街道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领导对他只提了两个要求:这个任务全部交给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以正面宣传为主。“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领导不信任你,写新闻报道都会被反复审查。”

从豪情万丈回归现实

在贵州某乡工作的伍宁,一般不参加迎来送往的酒局,他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气氛”。另一个理由是:“说来不怕笑话,当我喝着那些公款买的酒时,总想起乡里失学的孩子们,心里难受。”

在选调生群体中,伍宁有些另类。不少选调生自被录取开始,就未雨绸缪,研读起官场小说。

在选调生的内部论坛中,一些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当选调生“无非就是希望以后受到重用和提拔”。伍宁却“想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为民众争取一点公平正义,但我必须先有资源和权力”。

改变之前,先得习惯现实。伍宁第一次参与撰写年终评估材料时就震惊了:“这些材料只有30%来自真实事件,剩下的几乎都是在网上找的和工作人员自己编的。”

伍宁到乡里之后,希望发起一项帮助孤儿的活动。给领导汇报,提议被否决。伍宁认为,其他年轻人到基层都比较沉默,但他话很多,“领导不欢迎”。

他没有放弃,想了两天,又写了一份初步方案。这一回他动了脑筋,故意把本来写好的步骤打乱了,“如果方案交上去时很完美,领导没有可改的地方,他一定不喜欢。”为了增加成功率,他还在方案的开头强调:“在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果然领导对方案做了改动,开始关注支持这项活动。

伍宁已经足够幸运。按照广西选调生肖桂国的总结,“会做事、不会做人”的选调生一般当不了官。“光做事肯定会得罪人,得罪人可能得不到提拔晋升。”

在广西区委党校工作的肖桂国,是选调生中的“名人”——他从七八年前起运营一个提供选调生资讯的博客。由于长期关注选调生,他总结出了一些规律:选调生要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需要维持一些事情不变,不能表现太优秀,不能另类。

这也让像肖岳一样原本豪情万丈的选调生们,到基层后变得现实。有人总结出“多听少说常点头”的金科玉律,有人转而研究领导的性格特点、办事风格、表达方式。

刚开始,肖岳很瞧不起身边一位选调生,他把主要领导的工作特点和点菜偏好,都进行了系统总结分析。但他现在有点佩服这位同龄人:“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领悟领导工作意图,开展工作。从工作效果看,有时候真的是事半功倍。”

储备一时,还是储备一世?

蒋超的书桌前,挂着一幅大学毕业时老师送他的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也是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给全国大学生“村官”的题词。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国家领导人当年很多都在基层,習近平在陕西,李·克强在安徽,当知青。”蒋超说。

这个群体极度关注升迁与提拔。在个别选调生论坛,用户的积分等级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体系来设计的,积分低的是“副科级”,高的可以达到“正省级”,甚至“副总理”、“总书记”。

从制度设计上而言,选调生的升迁速度应快于普通公务员。中组部文件曾提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应优先从选调生中挑选。对其中适合做机关领导工作的,应提拔到机关领导岗位。”省级组织部门亦做出了类似规定。曾有官员在报考选调生动员会上说:“努力吧,年轻人们,未来的市长在你们这群人当中诞生!”

现实中,选调生们所期待的只是早日结束基层生涯,调到县里或市里工作,他们难以忍受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在贫困的乡镇,月工资不到2000元,再无其他收入。就连住的房子都要比其他地方破旧许多,甚至有老鼠出没。

但一方面,基层工作需要这些年轻人,而基层有限的提拔机会在多数人当中分配,出现有人“储备一时”,有人却要“储备一世”的现象。一些人发现,最先离开基层的,多来自“有背景”的家庭。

安徽选调生李欣,在一年中目睹了十几位朋友离开不同的乡镇,回到县里,乃至城市。她不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只是听说有人的父亲在省城里当官,有人家境富裕。当然也有无背景的名校毕业生提拔得很快,但那离普通二本学校毕业的李欣太远了。

在与一批同龄人的生活逐渐拉开距离后,李欣曾一度觉得自己跟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像。她不指望以后当上“市长”,只是疯了一般地想回城。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让组织部门看见自己的勤奋和才能。不过她发现,自己的努力甚至帮了“倒忙”——本来有过回县里的机会,但乡镇书记目睹了她的勤奋和才能,说什么也不愿放她走,希望把她留在基层工作。

出走的与留下的

与体制的碰撞,令一些年轻人感受复杂。朱华曾哭过很多次,她感觉,包括职位升迁在内的任何事,都不是她个人能控制的。“当时要不是有另外一个女生,两个人相互鼓励,真的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肖桂国也目睹了一些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中,在晋升提拔等问题上备受煎熬,因而再考公务员、参加各种选拔考试,或辞职离开。

“他们凭学历、能力、年轻、潜力等优势进来,但进一步发展却不一定能依靠这些。”肖桂国说。碰撞之后,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一些人则留了下来选择坚守。

逃离的人,很多通过考研、考公务员回到了城市,也有人转行下了海。选调生的经历,成为他们人生中短暂的“意外”。

留下来的人,心态变得更现实。朱华期待公开竞争的机会,省委组织部近年来推行的部分职位公开选拔给了她更多的希望。她一方面强调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很明白,必须争取机会,“人在乡镇呆久了,会有惰性,丧失拼搏的斗志”。

肖岳在基层工作还不到三年,但已感觉自己丧失了斗志。曾有几个月,他在没有应酬的时候也喝了很多酒。酒没有消除他的愁闷,却进一步锻炼了他的酒量。后来,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下,他偷偷学起了英语,准备另一条出路。

蒋超则是这群人中的乐观者,他说:“放眼整个机关大院,我们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但我们有梦想有追求,会始终保持这种激情和斗志。”

强调这种“积极心态”的不止蒋超一个人。2011年底,山东、湖南等省的5名选调生曾在网络发表《为选调生正名》的公开信:“扪心自问,选调生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群体?难道没有遵守潜规则就没有发展前途?”

从2011年开始,肖桂国组织了一些选调生一起编写一本书,讲解选调生政策,讲述选调生的经历和感悟。开始时,他把书名拟为《选调生眼中的官场》,遭到了很多年轻参与者的反对,他们担心“官场”二字引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藏污纳垢等不好的联想,并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影响仕途。

最终,经过编委们的讨论,书名定为了《中国特色干部后备力量——选调生》,选题、框架结构、内容不得不作大的改变。

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肖桂国在网上的几次公开征文。有的投稿令肖桂国并不满意,因为写得中规中矩,充斥着官话、套话。他提出必须署真实姓名的要求,随后部分人要求撤稿,或称自己的稿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

虽然与预想中有所差距,出版遇到各种阻碍,但肖桂国依然期待着这本书的面世,并有接着出版后续系列书籍的打算。

与肖桂国一样,伍宁也对身边官场里的部分同龄人感到失望。“我们‘80后’的这一代人,很多人已经在当前的官场被腐蚀了,这种腐蚀向年轻人蔓延的趋势非常可怕。很多人变得麻木、势利、不分黑白,为了挤进体制不择手段。可这一代人,恰好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伍宁说。

(文中除肖桂国和蒋超外,其他受访者均要求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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