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陈永洲案是一个处处充满丑陋和悲哀的事件。站在新闻界的角度看,它让人左右为难,就好像站在一块满是钉子的地上,无处落脚。

第一重为难在于,是否声援,声援什么?当陈永洲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央视新闻中,一周前曾表示声援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司马南吴法天周小平环球时报等则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嘲弄自由派的火力全开。

坚持认为应该声援的人也有不少,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声援并不是要给陈永洲背书,而是坚决对抗警权的肆意扩张,警惕对媒体和媒体人的随意抓捕、未审先判,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

第二重为难在于,该不该反省?这几天,已经有不少媒体人在微博等平台上反省这个行业的败坏。但是,也有人提出,现在这个时候反省,岂不正中了党国的下怀?如果借机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哭都来不及了。

这种担心自然言之成理。可是,经此一役的打击,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反省,不做些什么来自净和自救,新闻人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过去几十年,中国媒体人努力挣脱束缚,不再承认这个职业的合法性来自权力(也即不再是喉舌),而是将其建立于民意的基础上(努力靠近西方概念中的第四权力)。如果民意持续流失,新闻职业何以安身?仅仅靠呼喊程序正义,能够挽救自身吗?

信任危机也意味着媒体人不再具备道义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是媒体倡导各种理念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自身不干净,呼喊程序正义是没人听的。以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业的内幕往往鲜为人知,道义上的制高点可以被壁垒掩护。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被极大改变,信息的丰富度和流通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官方倡导的“舆论斗争”又令形势更为复杂和凶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满足于“新闻界未必是最烂的”恐怕不是什么好的策略——之前新闻界正是竖起道义优势作为立身基础的。

我赞同胡泳老师的观点:“专业性到处都在瓦解,公众的参与是挡也挡不住的。企图重新树立壁垒已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才要严肃地跟公众讨论如何提升公共意识的问题,跟专业人士讨论如何应对公众挑战的问题。躲在专业的羽翼下已逃不过公众的风暴。”

其实,论及专业,媒体人和医生、老师、律师不一样,只能算是准专业人士。医生、老师、律师的职业合法性是真正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就算民众再不信任他们,也需要去医院看病,送孩子去上学,遇到官司只能求助律师。相比起来,媒体人的职业合法性固然有一部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按照哥大教授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新闻是一种信任的代理。民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代理关系,如果民众不再信任媒体了,他们完全可以收回这种代理的委托。尤其是在这个新传播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这种收回代理委托变得更为容易——公民记者、官方微博、博客,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直接来源,作为中介的媒体大可以被抛弃。

媒体在这一案件中的角色已经足够悲哀。无论是《新快报》还是CCTV,都不过是资本和权力的打手而已,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完全臣服于钱与权,这与媒体人心目中的自我期许、与媒体理应占据的位置相距甚远。陈永洲也根本不能与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相提并论。更悲哀的是,公众看了一圈热闹散开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闻界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如徐达内在他那篇极为详尽的媒体札记末尾所写的,“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惨败。”

惨败之后,媒体人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继续站在原地呼吁民众一起将枪口对准“大恶”,放过“小恶”。媒体人善于发明理论,“大恶小恶”论、“索多玛无义人”论,都可以用来当做论据,但它们都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拉不回正在离开的受众。最终受害的,当然是本已艰难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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