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是由一群年轻人一起做的原创媒体(微信公众号:lightthere)。最近,“北窗”成员想让我谈谈自己的思想历程,以下是采访稿件。

“北窗”编者按:今天,不论喜欢与否,我们都面对着一些随着成长越来越清晰的问题:如何对待观点的争论?如何探讨公共话题?如何认识政治?有一群年轻人在做探索。

“看到@政见 CNPolitics团队的文章一次次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在交流群里被转载,我觉得是时候多了解一下这个账号背后的人了”。同样做过《南方周末》实习记者,范帆找到了@政见团队创始人方可成,希望听到他的答案。

文 | 范帆

第一次见到方可成,是在2012年春天《南方周末》的评报会上。旁边的实习生妹子眼中放光,指着角落的一个男生说:“那就是传说中的方可成。”我假装心领神会,连忙悄悄手机百度,发现很难把这张略带稚气的娃娃脸与数学竞赛保送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南方周末》记者、1510周刊(现已改名Co-China周刊)主编、创建@政见等等“个人历史”联系在一起。

转眼两年过去了,方可成已离开《南方周末》,成为赴美研究政治传播的一名博士生。两年来,学界新陈交叠,社会事件层出不穷,而方可成创建的新媒体平台,也在互联网持续发出声音。

正巧知乎上有人提问:@政见是个怎样的团队?是如何运作的?点赞最多的答案来自方可成——“政见”团队是我发起的,2011年11月正式上线。
……

不会有人能提供更权威的答案了。

不多的几次国际电话采访经历让我留下了一听Skype等待音手心就出汗的毛病,直到方可成温和的声音响起。

一条“转发过3万”微博的前前后后

近日,方可成博客最新的一篇文章回应了关于他和@北大新媒体在新浪微博上一次口水仗的系列问题。事件中,方可成指出@北大新媒体在使用@政见的配图时既没有提前申请授权、又没有正确署名。

我小心地问:“最近和@北大新媒体的版权之争中,似乎又有人提起当年《化学之歌》的事?”

方可成的新浪微博推送了不少广受好评的学术成果和科普信息图,但是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却是2011年北大校长周其凤那首《化学之歌》。微博中,方可成贴出了土豆网的链接并表达了自己的观感:“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仅供娱乐”。

Skype那头,他清晰地还原了当时的经过:“当时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北大校长写了一首《化学之歌》,我就去搜了一下,在土豆网确实有这么一个视频,是CCTV音乐频道的一段录像。这个视频是在至少6个月之前上传的。但是上传之后没有什么关注。我看了之后的感觉就像我微博所说那16个字。我估计会有人有兴趣,但是最后的传播效果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几天早上起来,微博新提醒的数量都是五位数。”

“《羊城晚报》等媒体的文章都把你作为传播关键人物了。”

“很多事情的引爆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场合,那则视频也不是我上传的。我只是一个发了16个字微博的‘路人’。”

当年的《化学之歌》最终沦为娱乐话题一笑而过,而如今的版权之争,似乎也没有多少网友愿意花精力追究。但意外归意外,3年前的《化学之歌》一事让方可成对思维方式(Mentality)有了更多思考。

“现在回头来看,我意识到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按照官场的思维,很可能觉得我是有意为之,是受官场敌人之托发帖,‘被人当枪使’——这种思维方式是我在发微博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公开批评母校。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很常见的,我之前可能也忽略了。我仅仅是按照新闻人物秉笔直书、快意文字的思维方式来发微博的。这些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很多误解乃至争吵。经历了这些事之后,虽然我依然会坚持理性中立、直抒胸臆的思维逻辑,但也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多了解其他人的思维方式,了解之后可能对有效地沟通有更多帮助。”

确实,围绕着时事热点的口水和争吵每天都在上演,为此在微博高调“拉黑”、绝交的人和事屡见不鲜。周围的熟人中,不少当年愿意谈论国事的“学霸”看了几年互联网对话乱象后心灰意懒,弃人文社科,从IT金融——他们认为对话无望,不如做点事业。

方可成是个例外。他一直没有离开微博话题的火药桶——政治,以及媒体。作为“谈政治”的青年,他也经历着政治坐标的移动,也自忖有逻辑和知识结构的弱项;但不变的是,方可成还在坚持讨论和对话,并且,从未放弃沟通理解的努力。

政治启蒙:郑渊洁、互联网,以及南方

在采访前,我搜了一下方可成发表的作品,发现在初入北大前,他已发表各类文章6万多字。在其中一篇名为《墙·民族·国家》的高中作文中,提到9·11事件,当时14岁的方可成写道,“当全班同学一起收看新闻,看到轰然倒塌的大楼时,竟爆发出强烈地掌声!我无法理解这是向恐怖主义者致敬还是向受难人员的亲人表示祝贺。美国的确做过许多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事,但在面对恐怖主义时,所有民族都应该站在一起。”

每个人习得批判思维的方式和早晚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对价值观的塑造意义深远。

“能谈一下你的政治启蒙吗?”

“你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其实对你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互联网上的思想资源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我从初中开始上网,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网民。”

我默算了一下,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时方可成不到13岁。

“如果一定要往前追溯的话,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郑渊洁的童话,也许会有影响。他所有的东西我都看过。郑渊洁童话其实是带有某种反体制的因素在里面的,比如他有一篇很著名的《驯兔记》,就是讲差生怎么被要求驯化成兔子。”

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互联网。在没有防火墙的年代,方可成目睹了最早一批使用网络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关天茶舍”之类的论坛版区进行有质量的讨论。

“中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女作家,一个是龙应台,她的《野火集》;一个是崔卫平,她自己的思想资源更多的是来自东欧的知识分子,像哈维尔、米奇尼克。”

随后,方可成开始结缘对职业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关键思想资源——《南方周末》。

“高中就开始买报纸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具体事件,2003年的孙志刚案、南都案。(南都案中被抓的)程益中还是我的老乡。这样就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些思想资源和具体事件对后来的职业路径的选择可能有直接影响。”

回想这段往事,今天的方可成在博客中这样解读:“躁动不安的高中生,身在理科实验班,却总喜欢写文章指点江山,每周买《南方周末》,误认为当记者是比当科学家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选择。”

从各种媒体报道看,当年受南方媒体影响,笃志当记者的青年绝不在少数。方可成是少数一条路走到底的。2004年,方可成手握数学奥赛省一等奖,在保送申请上只填上了一个专业——新闻与传播。2010年,方可成硕士毕业,如愿进入《南方周末》成为一名记者。

自由主义者的反思

虽然找不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但2011年后,针对“南方系”的批评开始大量出现,例如四月网的系列视频作品和凤凰周刊的《我们为什么反感南方系》。身为“南方系”的一员,方可成也曾在微博被当作靶子批判。

2012年后,方可成在博客和知乎中谈到“南方系”问题时都坦白地表示:“来自‘左边’的批评声音中不乏真知灼见,它完全可以成为督促自身反思和进步的资源。”

“你是如何开始反思这些对‘南方系’的批评?”

“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时间吧。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我对南科大了解比较深入。我会意识到,一批媒体在报道中存在天然的、预设的立场,以至于会蒙蔽了对事实的判断。一方面也的确存在截稿日期紧、采访困难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就是陷入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误以为‘改革者破除体制重重限制’是解释很多问题的唯一思路。”

跳出对“南方系”的讨论,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本身,方可成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

“在北大读硕期间,你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与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共同开办的人权硕士项目,有什么收获?”

“项目老师反复强调,所有关于人权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它与时代背景有关。西方把它分为两大类别,一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二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为我理解很多问题,比如人权、主权的争议提供了很好的体系。”

随着积累的增加和视野的不断开阔,方可成的自由主义坐标系丰满了许多。

“这可能是一批人的成长轨迹:最开始,你知道的就是来自学校教科书的那些;等你学会了上网之后,如果你只对娱乐购物感兴趣,也就停留在教科书了;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墙外的世界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说法会提供新的见解,你可能又开始把新的这一套学说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这时候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部分人可能没有更多的好奇心,没有花那么多精力了解更多,这时候你可能就停留在这里了。如果再把心灵关闭,就可能成为微博上与人争论但不会进步的死硬派。另一种,如果你是一个开放的心态,继续搜索新的知识,又愿意付出时间,就会发现虽然我看到的是比冰山一角大了一点,但依然是冰山一角。”

在2012年,方可成转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中国当下自由主义有四大短板,若不更改,则永远也不成气候。1、敌视传统,妄想全盘西化。由此流失保守主义的支持者。2、批判民粹,放过权贵资本主义。流失大众的支持。3、轻视国民福利,相信市场万能主义。失去了偏左翼自由派的支持。4、否定民族主义。完全丧失了国家利益议题上的话语权。”

“对于这四大短板,你有没有找到答案?”

方可成笑了:“这个不能问我啦。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把民族主义、福利、对权贵资本地批判很好地融合到自由主义的尝试。”

“那出国后,你找到了自己在民族主义议题上的价值坐标了吗?”

“出国会更混乱吧。有句话总结得精辟:‘不出国不爱国’,因为基于国籍的歧视确实会有,国家利益、种族界限也是存在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方可成坦言,对很多问题,他还没有找到答案,这也是他选择继续读书做研究的原因。

回归学术寻找答案

2013年8月,方可成离开工作3年的《南方周末》,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博士,打开了通往新的思想资源的大门。

在微博的左右攻讦中,“双重标准”和“逻辑矛盾”是最常见的“帽子“。面对复杂庞大的政体和瞬间倒戈的时事,左右两派都要面对不可辩驳的反例和为价值观背书的风险。选择性失明是双方最常采用的最终策略。

采访中,对于这些传播现象,方可成首先想到用专业的方式解释。“我在这边(美国)学了一年,深刻体会到认知科学的解释力。比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就是认知不协调。当人出现认知不协调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降低不协调,要么就把某一部分重要性降低,要么通过加入新的元素建立新的协调关系,要么就模糊,索性就不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了。在日常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策略。”

相比很多意见领袖和学者,方可成保持着更温和耐心的沟通交流态度。他在博客的评论框上写出哈维尔《对话守则》: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同时,他也会向有价值的留言一一致谢,哪怕是遇到爆粗口的评论,也会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和劝阻。在接受北斗网的采访时,方可成表示自己很欣赏“理直气不壮”的记者,有清晰的逻辑,但又对自己多一些怀疑。方可成也一直如此要求自己。

“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人是倾向自由还是倾向保守,其实和很多因素相关,既包括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媒体影响,也包括人的性格,人对安全感的重视程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验,就是用眼动仪记录一群人看图片的反应。你会发现保守派的人会更重视那些武器之类跟安全相关的图片。确实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更重视寻求安全感,不论来自家庭还是政府,这样的人可能就强调国家利益、用国家机器维持秩序之类的。另一群人可能就希望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大家的基因、家庭背景、思想资源差这么大,一定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和主张。没有谁的观点是绝对真理。”

这种抛开左右只看研究基础的解释方式很好地代表了方可成一直经营着的@政见背后的这群年轻人的想法。

“政见团队会有激烈的政见分歧吗?”

“没有吧,可能因为都是做学术的,做学术的没有那么在乎意识形态分歧,会更多地着眼你本身的逻辑操作有没有问题。”

正如《联合早报》对@政见的报道中所说:他们不忙着在公共辩论中站队,而是为读者普及热门话题背后的知识;他们不直接发表政治意见,而是编译介绍外国的学术观点;他们管自己做的事情叫“政治科普”。

“同时参与@政见、@东方历史评论、@Co-China、@新闻实验室自媒体会不会压力很大?”

说起现在的生活节奏,方可成并不掩饰时间压力带来的遗憾。“‘新闻实验室’很久没更新了。博士之后确实也比较忙,上课期间周末基本都用来做reading了。@政见算是现在最重视的一个吧,主要还是依靠团队工作。”

最后,还是问了方可成一个很鸡汤的问题:“很多学者对科普启蒙这件事都比较悲观,你是如何坚持走下来的?”

“我不知道,就是相信传播能带来的可能性吧。对政治有兴趣的终究是少数人,但是这批人可能是很重要的一批人。等到对这件事情完全丧失信心可能就不做了吧,我希望不会有那一天。”

方可成曾经提到原《南方周末》编委邓科给人签名赠言时,喜欢引用的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我想,“政见青年”方可成就是这样吧,从未放弃对世界真面目的求索,但又始终怀抱开放的心态,保有沟通的耐心。

我想起来《大数据》里的那句话:“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持续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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