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完成于2012年,但由于主题牵涉外交政策,出版社在送审上面花了很长时间,直到不久前才正式出版上市。通过打捞已成“濒危物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的故事,我希望凝视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检阅和反思中国现代史的某个剖面。不论是在官方宣传中,还是在日常戏谑中,这个称谓背后的复杂性都被大大忽略了,我正是希望还原其中的复杂性,并试图用“代际”的概念为他们做出划分。

推荐语:
起步于一篇独辟蹊径的新闻报道,作者继续在数据库这个信息富矿中掘采,终于完成了一段对历史新的发现、新的叙述与独到的解读。
此书给媒体人的启示:数据库里有价值重大的新闻,而完成这类深度报道的写作,需要有更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
记者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更要成为信息的研究者。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徐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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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老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序

我必须坦白: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产生兴趣,源于一个有些刻薄的段子——

“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11年春天,这个段子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当时,一场政治风暴正席卷阿拉伯地区。在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巨变中,不少曾经的独裁者被迫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最著名的两个,是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前者统治埃及30年,结果抗议的民众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将他赶下了台;后者的执政时间更是长达42年,而他中弹伤重身亡的下场也更为惨烈。

上校的死在独裁者群体中引发了“兔死狐悲”的效果——据埃及媒体报道,看到卡扎菲身亡的消息后,被拘押的穆巴拉克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并昏厥过去。“如果不是大夫采取措施及时,并给他吃了镇静药,穆巴拉克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不仅在该地区内部相互“传染”和影响,也在不断挑动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很快,形形色色的评论和段子被创造出来,“老朋友”的段子是其中传播较广的一则,它在直击时事的同时,巧妙而隐晦地传达了国人的某种情绪。

不过,身为记者的我总是不满足于情绪的表达和宣泄。这个段子激起了我对一些事情的好奇心:究竟有哪些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为什么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视为老友?他们真的都如穆巴拉克们一样,下场可悲吗?这个群体真的如大熊猫、金丝猴一样濒危了吗?

为了研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然要打捞史料。

各种资料千头万绪,我需要找到一个确定的标准,拉出一张老友名录。我的朋友金怀鱼建议说:为何不像你当年写“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那样,以《人民日报》为资料库进行研究?

《不要再来伤害我——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是我在2008年写的一篇博客文章。当时,一位喇嘛正“窜访”欧洲并得到了时任法国总统的接见,新华社发表评论说:“此举极不明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读罢此言,我突然对这个常见的中国外交用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感情究竟被哪些国家伤害了多少回?于是,我依靠1946年~2006年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数据库进行了一次检索,得到结果一百余篇。整理发现:60年间伤害我们的国家和组织有19个之多,位居“伤害榜”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47次)、美国(23次)和北约(10次)。

这项并不复杂的研究,获得了相当高的传播率。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我说:第一次知道我,就是因为这篇“伤害感情”的博客文章。

金怀鱼的建议提醒了我:为何不如法炮制,再来一次基于《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的统计梳理?毕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都是中国特色的外交语汇,都指涉一些确定的人物或国家,都具备可以延展思考的空间。而《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其权威性自然不在话下,正如现任社长张研农所言:“可以说在中国,从没有一张报纸像《人民日报》这样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主流意识形态如此密切相关,从没有一张报纸像《人民日报》这样与党和国家的荣辱沉浮如此紧密相连。”

于是,我又一次在《人民日报》数据库这一信息的富矿上进行采掘一一找出那些出现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个字之后的名字,找出他们的身份、背景,找出他们为何被冠以老友的称谓,他们与中国及中国人的友谊如何体现,以及他们如今的下落。

这一次的工作量要远远大于“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统计,最终的名单上有601人,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

感谢时任《南方周末》天下版编辑的郭力先生,允许我在自己供职的这张严肃大报上尝试这一选题,并慷慨给予了一个整版的空间呈现我的研究所得。

这项“老朋友研究”的最大发现之一是:卡扎菲并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具体的原因在此不再赘述,读者可以从本书的第四部分找到答案。

与卡扎菲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被赶下台的穆巴拉克,的确出现在老友名单上,而且出现的次数还挺多——这当然与他漫长的执政生涯有关。在1983年至2006年间,穆巴拉克一共被《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相称10次。

不过,千万别以为被叫了10次“老朋友”就足以说明穆巴拉克是老友中的代表人物了。如果按照在《人民日报》上被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提及的次数为依据,拉一个榜单,穆巴拉克只不过能在其中获得并列第17名的位次。

排在他前面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记者、作家、政客、商人、科学家、电影导演……看过这张榜单你就会知道,穆巴拉克这样的专制国家领导人只不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中为数很少的“非主流”。那个关于“世界三大濒危物种”的段子,尽管机智幽默,但毕竟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基础之上。

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我由最初单纯的好奇者,变成了寻求更全面事实的查证者,最后则变成了历史故事津津有味的阅读者,以及不揣浅陋的总结者。
按“名”索骥之后,我发现,展现在我面前的史实,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国史的一个不起眼但意蕴丰富的剖面,它比“阿拉伯之春”更加壮阔和波澜起伏。在这个剖面之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不是值得我们冷嘲热讽的对象——相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值得尊敬。

所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林薇女士提出,希望我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书时,我带着有些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次非虚构写作的尝试,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打量这些老友,读他们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晓。

毋庸讳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官方赐予的称号,它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

但这种认可并不意味着老友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经历。更何况,当最初的一批老友来到中国时,共产党还只是一支相当弱小的力量,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可以说,在那时,并不是共产党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

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简单的“站队”、“押宝”,也不是怀有单纯的人道主义便可做到——要知道,当时抵达共产党根据地的记者、医生及其他外国人,都是历经艰险,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他们所做的,是去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去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
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后来,鸡蛋变成了墙,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在我的心目中,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的他们,是最“纯正”的老朋友。

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我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分成了四个群体,除了这理想主义的第一批之外,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

这本书的四个部分,也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连接而成。我没有选择以一个个人物小传的方式呈现,而是以时间为轴,将老友们的故事“埋”在历史叙述当中,正如他们的命运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回到开头提及的那个段子,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说的是事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群体真的“濒危”了。

“濒危”的原因,自然是谁都无法抗拒的时间力量。之前与中国结下友谊的老友们陆续离开人世,而新的“老朋友”则很难再出现,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世界已经变化,外交策略已经变化。

在我们行将与一个时代挥手作别的时候,你是否忽然发现:身为中国人,对我们的这些“老朋友”却依然很陌生?也许你从中小学课本上知道了埃德加·斯诺,但那个和斯诺一起冲破封锁抵达陕北的医生马海德,你或许知道得不多,更没怎么听说过阳春、寒早的名字;也许你知道与中国签订了建交声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但你或许对更多发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铺路石作用的民间外交开拓者知之甚少。

不少老友因为拥有了官方的认可,享受到了中国政府和国民给予的礼遇,但也有人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冷遇,乃至迫害,尝尽世态炎凉。

每当想起这些人的故事,我就对那则有些轻佻的段子心生一丝抵触。其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不能被视为一种语带贬义的称呼(当然,也不必然带有褒义);被列入老友名单的人,并不等于现存秩序的“死忠”、“脑残粉”,更不等于被利益收买的人,也多半不是什么投机主义者。事实上,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党和政府,有的直接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反感个人崇拜,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就拿最著名的老友斯诺来说,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托马斯评价说:“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斯诺一直注意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

当然,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老友们辩护。我想做、能做的,只是讲述那段正逐渐远去的历史,还原那些本应被记住但却依然陌生的人物,给这个群体一个形象丰满的素描像。

套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也是丈量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尺度。在老友们已经成为“濒危物种”的今天,重新阅读他们的故事,是一次对几十年前理想主义者的凭吊,一次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凝视,以及一次对中国现代史某个剖面的检阅和反思。

方可成
2012年5月20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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