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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朋友川叶写了篇文章,原题是“新闻业的死亡”,后来也许是觉得太过唬人,改成了“没想到新闻院毕业生这么难找工作了”。

文章里提到了两个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个学妹抱怨说,《新X报》的某个领导告诉他,现在都不招新闻学生了,要招会做HTML5的,户口也要优先给技术,前段时间跟别人抢一个百度的年薪50W技术,60W没挖成别人75W挖走了。早知如此,读什么新闻系啊。

——X叔高中时代跟许多新闻院的学生一样,在阅读报纸和杂志中受到新闻理想的感召,主动投了新闻院。大概是目睹了国内新闻界的名利场和山寨吧,以及记者生存的艰难,一个头顶有星空心中有道德律的少年,觉得与其做一个生产低端精神产品的记者,还不如做一个木匠。毕业后X叔在家自学一年,跑到美国去读了个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在那里他学会了铲雪和写代码,现在他快毕业了,拿到年薪9w+刀的offer,喜悦得连写作业的心情都没有了。

虽然是个体故事,但是川叶想通过他们讲述更大的主题:时代变迁——“我也认识不少一直保持了对新闻业的热爱的青年,真正认同新闻对所有人的价值,对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的价值……可是这个时代,很可能不是他们的时代。”“互联网是历史上最大的熵增利器,生来就是要杀死新闻专业主义的。教材的写作者们还停留在广告主愿意为高大上的人群阅读的高大上新闻产品付高大上的费用的思路上,没料到互联网完全就是个庶民的狂欢。”

“新闻业死亡”不是一个新话题。10年前我刚上大一的时候,经常逛“驿钊传媒学习小组”这样的论坛,上面就有不少关于“报纸已死”的讨论。这10年,纸媒、新闻业的确都处于持续的颓势之中。借回应川叶这篇文章的机会,我也总结一下目前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很可能会发生变化,期待与大家讨论交流。

1、就业市场的行情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码农身价高、记者收入低,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会HTML5的人不多,且大部分在收入很高的IT企业工作,而能写消息稿的记者则有各新闻系(及中文系、经济系、政治系、历史系……)源源不断大量供应。

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行情,而新闻业的就业市场绝对是供过于求的。前几年的时候就听说,全国新闻系的学生数量已经和全国新闻从业者的人数一样多了。而现在,学生肯定已经超过了记者。

不过,这只是宏观的图景。从微观上来看,新闻业对能力强,或有一技之长(不论是调查突破能力,是文笔胜过作家,是手握人脉资源,是数据分析技术,还是其他)的记者依然有着旺盛的需求。招不到好记者依然是不少媒体中高层的烦恼。

再者,虽然目前新闻机构的技术人员供不应求,但技术岗的数量毕竟有限。在人工智能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新闻机构需要的大部分人工依然是记者和编辑。对于行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不至于完全找不到饭碗。

2、互联网不一定导致对高品质新闻的需求下降

川叶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互联网时代,市场对新闻的品质需求下降了。

这也是被讨论了很多的观点,比如网络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多任务模式,比如传统阅读的仪式感被消解,比如互联网造就“最愚蠢的一代”。

不过,人们对这个话题并未形成共识,因为也总有人能找出反面证据:互联网其实促进了真正精品内容的传播,互联网让草根创作者的高质量作品能够被人们发现,等等。

我是不相信技术决定论的。技术也许能增强或削弱某些东西,但不太可能带来本质性的变化。比如,川叶所说的“伪科学、迷信、荒谬的东西在SNS里传播”,以及各种心灵鸡汤、段子之类,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有了——那时的载体是《故事会》、《知音》、《读者》,以及地铁里叫卖“赵本山刘德华死了”的小报。《知音》鼎盛时期据说发行量有六百万,《南方周末》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一百多万吧。所以,不用把传统媒体时代的读者品位和需求想得过于理想,人们对八卦、狗血、刺激的热情总是超过对严肃新闻的兴趣。

当然,社交媒体的确改变了这些内容的传播途径。比如,一个从来不会去买《知音》看的人,现在可能很容易就会读到知音式的文章——朋友圈里的亲戚、小学同学转发的。但反过来,一个从来不关注时事的人,现在也有可能在朋友圈里接触到这样的内容。

总的来说,目前没有足够扎实的经验证据表明互联网导致了对高品质严肃新闻的需求下降。

3、高品质的严肃新闻也许无法靠市场供养

但是,高品质的严肃新闻的确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外皆是如此。

在我看来,新闻业危机的本质原因并非互联网技术,而是高品质的严肃新闻也许根本就无法靠市场供养——这类新闻的生产,投入巨大,风险性高,收益有限(真正对它感兴趣、有需求的从来都只是少部分人),不是一门能赚很多钱的生意,甚至可能是无法自负盈亏的生意。

正在播出第三季的美剧《Newsroom》里,那个满怀职业理想、瞧不起新媒体的电视新闻频道只是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一小部分资产,甚至可以说是不良资产,但这个企业集团的掌门人希望留住这笔不挣钱的生意,因为它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它是整个集团的脸面。

如果说严肃新闻本质上是不挣钱的生意,那此前的新闻业为什么能够发展,并且一度很风光呢?

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首先,广告主没有更好的渠道和方式让信息抵达潜在顾客,只能选择在传统媒体投放广告,尽管这种广告投放的效率并不高——广撒大网,目标不精确,难以评估实际效果。网络兴起后,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广告主有了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目标更精准、可测量效果的投放渠道,资金自然大笔向新媒体转移。

其次,传统媒体一般采用的是“捆绑销售”模式。打开一份日报,里面既有时政要闻,有观点评论,也有娱乐八卦、体育明星。也许大部分读者想看的只是八卦新闻,或者笑话漫画,或者星座运势,但他们只能掏钱买整份报纸,就算他们根本不会看里面的严肃新闻。于是,实际上的效果便是:娱乐、体育、生活方式这样有更大阅读量的内容,变相补贴着严肃新闻的生产。不幸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媒体越来越细分,爱看明星八卦的读者根本不需要为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额外付费了,严肃新闻获得的补贴也就越来越少。

——以上两点说明,互联网虽然不是新闻业危机的本质原因,却也的确是导火索,它无情地拆掉了传统媒体头上的临时保护伞。

此外,新闻业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背景,那就是被严格限制的报刊和电视频道数量。中国的刊号是非常有限的,新闻业的准入门槛是极高的,不是单单有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因此,中国的新闻业实际上一直处于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垄断竞争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新闻业的管制,某种程度上却也成了对新闻媒体的保护,让它们免于受到更激烈的完全市场竞争。而互联网时代来临后,技术提高了新闻生产效率,网络的开放特性也让竞争更加充分,传统媒体的落后产能也就只能等着被淘汰了。

以上是对严肃新闻业这种本质上不赚钱的生意能在市场中获得发展的一些解释。当上述对新闻业的保护都不存在的时候,新闻业怎么办?

近年来西方业界和学界讨论很多的是对新闻业的补贴(subsidy)——既然它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必死,而它对我们的社会又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死去,那么就应该对其进行补贴,以维持它的运转。

如何进行补贴?由政府来做的话,当然会引发人们的警惕:这岂不是变成了喉舌模式?(不过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资助不会降低媒体批判性,详见这里)目前许多人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是由政府将纳税人的钱交给一个特定的独立机构,让这个机构对新闻媒体进行补贴,且绝对不干涉其内容生产。

在中国,也有新的补贴模式出现,那就是今年中国新闻业最令人瞩目的媒体之一:澎湃新闻的模式。在新闻业衰颓的时候,澎湃获得的资源是令全世界新闻人都艳羡的,这种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保证高品质的新闻生产免受市场的冲击,但它在另一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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