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uyama

在很多人看来,福山成了自己的反对者。

今年9月,这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关于“政治秩序”的巨著下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在美国出版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开始流行一种自得的气息:原来,历史并没有像福山在1992年预言的那样终结——或者,历史将不会终结于正面临衰败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倒很有可能会青睐正在崛起的中国。

中国在福山这部新著中的重要性,显示在一个简单的细节里:书末的索引部分,中国及相关词条占了差不多一页,比美国还要多几行,远超其他国家。从页码分布来看,中国几乎出现在全书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词频并不等于支持率。在这本2014年西方政治思想界最重要的著作中,福山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说,美国体制并非普世模式。

去年年底,福山先将这本书中关于美国政治衰败的内容发表在了《美国利益》杂志上。这一举动,想必是对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回应——这一难堪的危机,正是福山所激烈批评的美国政治衰败病征之一。

在他看来,美国已经陷入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太多组织机构、利益团体获得了否决权,政府想做任何事情都举步维艰。分权制衡的体制虽然保证了政府权力不被滥用,但又在另一方面赋予了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政治活动组织过多的话语权,与真正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这些制度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到美国人从建国之初就开始的对政府的深深不信任。对于民主而言,这种不信任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美国人,福山对本国的观察和批判非常到位。他说,美国的体制并不代表唯一的模式,也不是最理想的模式。

那么,最理想的模式在哪里?他说,是丹麦。在这里,丹麦并非特指那个北欧国家,而是指代一个繁荣、民主、安全、善治、少有贪腐的理想社会。

通向丹麦之路,则各不相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想要完全复制某种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同的路径大致都有规律可循,它们都需要迈向三大基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值得一提的是,大量中国媒体将第一个要素翻译为“强大的政府”,这虽然不能说是误译,但“国家”与“政府”、”能力“与”强大“间的微妙区别,依然可能会让人的理解产生错位。

纵观西方各国,美国的路径是先从英国继承了法治传统,之后建设了民主问责制度,最后才是建设国家能力。普鲁士德国的路径是最优但难以复制的:先在一个半世纪的军事斗争中充分建设了国家能力,然后实现了法治,最后达至民主。作为南欧的代表,希腊和意大利的路径则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建设之前,先进行了社会动员和早期民主化,这种模式埋下了祸根,造成了恩庇主义(clientism)的盛行,也削弱了国家能力,今日南欧的困境就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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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东亚,他说,中国模式并非灵药。在三大基石中,中国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尤其是民主问责制,如何在缺乏动力的执政者和被压抑已久的公众基础上被树立起来,着实是一个大问题。

在这位在书中纵横数千年的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实在还太年轻,要想仅凭二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就宣布哪怕最初步的胜利也显得为时过早。当经济减速来临的时候——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中国也会面临政治衰败的危机。

在这本书出版前,福山曾发表另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如果要我猜想,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

当然,这本书在洞见之余也不乏问题:一些观点屡次重复,导致书的体积不必要地膨胀。整体布局头重脚轻,关于民主和政治衰败的两章内容较为单薄,特别是后者仅仅聚焦于美国,难怪容易给人一种“美式民主败于中国模式”的幻觉。

此外,虽然读者会惊异于福山的广博视野,他似乎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的资料多为二手——在关于中国的论述中,他将大部分篇幅用于引用和整合其他中国研究者的发现:黄亚生、戴慕珍、蔡莉莉……一手经验的缺乏,可能也导致了他在预测未来时思路受限。比如,他几乎将中国未来的变数全部系于中产阶级的身上,这种近乎中产阶级决定论式的断言,恐怕会引发相当多的争议。

这些弱项都不足以阻碍这本书成为一部人人谈论的经典。它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一起,相互呼应,分别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反思西方制度。这两本力作也是映照今日西方世界时代精神的两面镜子——不安,忧虑,反思,整体基调悲观,试图提出实现难度很大的修正方案(如福山提出的美国议会体制改革,皮克迪提出的大幅提高富人税收),但从未因此而修正那些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未转投另一阵营。

福山确实反思和批判了在精神上养育自己的新保守主义,但他并未真正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他只是在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理论,利用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搭建一个更可靠、更有解释力的体系。《经济学人》杂志在书评中戏谑地说,学者一旦出了名,就成了频繁走穴发表演说的主,根本没时间思考学术问题了——但福山是个例外。从历史终结论到现在的22年间,他的观察始终没有停息,他的思考越来越深入,而中国的思想者、言说者和决策者如果还仅仅满足于将他的观点拎出具体语境,用来支持或反对自己的既有立场,未免与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太不相配。

(供《时尚先生》杂志2014年末特刊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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