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了新闻学院“引擎”团队(微信公号:J-Engine)的访谈。这是一个以交流新闻传播学术和思想为主旨的平台,质量不俗。以下是我们的访谈记录,由刘夕铭、张晓磊、张一然采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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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换个角度,观察中国媒体与政治

导读:2011年,方可成发起政见CNPolitics团队,致力于社科学术研究的本土传播。近四年过去,这一平台已成为学术界内外影响力广泛的新媒体之一。2013年,方可成离开了供职三年的《南方周末》,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两年过去,回看当初的道路选择与当下的学术生活,有了更为丰富的感触。

在新媒体和数据革命的浪潮中,他既是走在前沿的践行者,也是观察者。在媒体与政治的话题之间,不同的身份切换下是关于启蒙的相同价值诉求。

在政见团队的上海系列活动期间,方可成作客《复旦引擎》,畅谈完成了记者到学者转型后的新想法,分享了新媒体实践经验,两年来的学术研究感悟,以及对中国媒体与政治的看法。

一、乐观之余,对浪漫化思维保持警惕

引擎:政见是由一批社科学术精英组成的社科科普团队,就您的个人体验而言,平日里不同学术背景成员之间是怎样交流的?

方可成:政见团队最初是作为一个媒体项目发起的。2011年我在南方周末做时政记者,当时的时政板块编辑、也是现在的壹读主编马昌博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版块,定位是以媒体的语言介绍学术界的研究观点,作为对信息、事实性内容的补充。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做起来,我就自己做成独立团队,从最初的六七人,发展到现在超过五十人的志愿者团队。

现在回想为什么能够把政见做起来,可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源于媒介环境的变化。我因为写了很多年个人博客,对博客的运作比较有经验,而政见在最初其实就是一个“多人博客”,后来逐渐延伸到微博、微信等其它平台。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在于政见本身的价值,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稀缺资源。因为普通媒体人没有经过学术训练,很难快速、精准地把握研究论文中的内容;而纯粹学界的人因为缺乏媒介经验,可能也无法做到这种通俗化的大众传播,这可能也是我们能够获得比较多认可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和你提的问题很有关系,大家在政见的志愿工作都是基于一种价值认同,政见这个团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在海外读博士大多时候挺寂寞,特别是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博士,与理工科实验室协作的研究模式不同,人文社科的研究是自己与自己对话的过程,对于人际之间的交流就更为迫切。

政见的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主要依靠线上交流,线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尽管具体的观点乃至自身所处的政治光谱可能不同,但在我看来,大家最为核心的三观都是接近的,可以说,是一群胸怀赤子之心的人。大家都很认同学术的价值、同时认同学术对社会的价值。很多成员也都表达过对这个线上群体的归属感。这或许也是网络社会带来的好处,能够为大众提供很多基于不同兴趣的社群。

引擎:政见有很漂亮的页面设计,有格调又接地气的语言风格。这是否得益于您多年的新媒体领域的观察和实践?

方可成:从我自己开始入读新闻学院以来,始终有一个观念,就是做能够对社会大众带来思想影响的传播。而政见自身的定位也是做社科学术的大众化传播,可以说是类似于社科版的“果壳网”。在运营的前三年,我会亲自对几乎每篇稿子做编辑,一方面是处理稿件中的敏感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媒体经验,把稿件中学术化的语言尽量转化成面向大众传播的、通俗化的内容。我曾经在内部群组里向大家讲解过如何使用“倒金字塔”一类的写作技巧,一篇文章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要在文章的开头先亮明最重要的观点。从这个角度上,新闻写作和学术写作的结构可以说是相反的。

页面设计方面主要得益于团队的设计师。政见的页面主要是由一位微电子专业的北大校友——钱争予设计的。政见的运作是得益于团队智慧,我仅仅是最初发起者而已。政见基本上是一个扁平化的团队,内部不存在什么等级,同时也是一个小有影响力的开放平台,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实践自己的想法。

引擎:2012年的时候,政见上开始出现“读图识政治”系列。现在数据可视化已经是新闻行业的流行物,但据说当时政见是可视化的先驱。这种想法是如何从出现到落地的?而您的另一个平台“新闻实验室”中也是对数据新闻的前沿介绍,您能否从自我观察的角度谈谈您对数据新闻及信息可视化的认识?

方可成:其实徐达内的EG365在2008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尝试数据可视化的工作。后来到了2012年我们也开始做,正好赶上那段时间数据可视化的逐渐热门。这可能和大家阅读习惯的变化有关,比如新浪微博推广的读图习惯,以及当时逐渐兴起的手机阅读习惯。

我曾经看过TED里一个叫作《InformationIs Beautiful》的演讲,当时的演讲者举了一个数据可视化的案例,是关于美国左右派的区分。我当时受到了启发,就也做了一个中国左右派的区分,因为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那幅图当时的传播效果很好。那以后,我们又陆续做了关于两会、香港特首选举等主体的很多期图。但后来因为做一张图的投入成本太大、生产周期太大,再加上有更多时间和技术支持的门户网站纷纷加入进来,同时读者对数据读图的新鲜感也已经不再强烈,我们自己也就做得少了。

数据新闻是一个很火的潮流,但我个人认为有些人对它给予了“过高期望”。数据新闻在未来可能也会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报道形态,就像通讯、消息、特稿等形式一样,但不会取代现在主流的报道形态。这一点从国外当下的实践经验中也可以得到判断,国外的数据新闻相比国内发展更为成熟,但其实也没有达到一种颠覆性的程度。此外,对于国内而言,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公开性也构成了一个制约因素。我们可以去看看很多门户网站做的图,其实本质上并不是“数据可视化”,而只是“信息可视化”,类似于看图说话的形式。当然,在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商家可能拥有更多数据,数据可视化用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有很好的前景,但对于新闻业来说,目前还面对着很多挑战和问题。人才缺乏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方面,但是现在各高校也开始开设相关课程,可能人才问题在未来两三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能想象的是,可能数据新闻会和特稿成为一种并列的报道形态,但根据国外经验来看,应该不会取代过去的主流报道。

引擎:目前有许多人也在效法政见、东方历史评论做网络学术媒体,各种自主媒体大量涌现,就引擎所处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也有成百上千的公号在日夜运作。

方可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新媒体确实降低了大众参与的准入门槛,传统媒体的审批制度对于新媒体是不存在的,使得人人都可以很快地参与进来,这在当下语境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不能把它过于浪漫化,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媒体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声的渠道、使得传播更加平等,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我最近在论文里就谈到了一个现象,像国内的新浪微博比国外的twitter功能复杂很多,可以随意发图、发视频、甚至内嵌长文章等,表面上这让每个用户获益,但实际上对这些功能榨取最充分的却是营销号,因为它们有最充足的时间和能力来做这些不同形式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信息的不平等。谈到自媒体的概念,最近有一个联盟叫作WeMedia,宣称自己是众多自媒体的联合,我甚至听说它们最近宣称要上市了。(笑)

这其实也是一个挺讽刺的现象,营销号最早被称为“草根大号”,但它们实际上都是以商业为目的。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现在也越来越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或者推行电子政务等等。所以,尽管平台是开放的,但我们也需要看清楚是谁利用了它,也要观察到其中的权力关系。

引擎:“全民办公号”现象是否可以类比为清末民初的进步青年办报风潮?是否会陷入主义之争和党同伐异的循环往复?

方可成:这个历史背景的比较很有趣,许知远也曾经开玩笑:“如果梁启超在今天,肯定是个做app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好的公共空间?今天和一百年前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参与者类型可能比较趋同化,但是在今天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中,参与者可能更多元,比如丁香园做的一个中老年养生的公众号,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医学领域的人,再比如政见里的成员更多的也是来自专业领域的人,在一百年前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而能够让更多专业人士参与到媒体内容生产来,我认为对此应该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另外,可能所谓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也没有那么坏。中国可能更加讲究以和为贵,但在美国的语境下,就有研究认为激烈的政治辩论可以激发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关注,提高人们的参与度。虽然中外的国情不同,但我认为,看待政治争论的时候我们也不必一味地以“文明”、“和谐”为基准,有时候一些激烈的争吵也未必是坏事。

二、不仅满足于讲故事,寻找背后的理论勾连

引擎:两年前您在博客里谈到说:“从记者到博士是一个自然的转变”。但是也提到这个过程“像是直接开到了另一条岔道上(而且是一条注定艰辛的、性价比不高的岔道)”。那时您也谈到了记者和学者之间的很多相通之处,所以这次希望问问您,这两年中遇到过哪些需要去调整、去适应的地方?

方可成:我之前也谈到过,从记者到博士是一个完全的转变,之前在记者领域的工作经验对学术来说不会起到奠基性的作用。现在最深刻的感受,可能是学术研究里对理论重要性的强调。记者的工作是从事实到事实,但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讲一个好故事。对我个人而言,需要去了解更多的理论,从理论的视野里去理解我所看到的事件,或者从事件本身去寻找抽象的理论。比如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国内官方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如果是对于报道而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就够了,但对于研究而言就会不一样,比如从政治学的视角,可能就要从威权政府的理论框架里,去看待政府如何适应和调整这种新媒体环境的变化。对于记者来说,需要多去接触不同的人,但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接触书本。

引擎: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里,您提到08年第一次尝试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做了词频统计,统计的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那篇博客和那篇新闻都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这类尝试是否也影响了您后来的学术兴趣?

方可成:那篇新闻是在我博客上传播很广的博文之一,可能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路在里面吧(笑)。至于对学术兴趣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只是相关性,而不构成因果关系。这或许也是做学术和做记者之间存在的相关之处,一个是你要发现有趣的问题,另一个是要提供让人信服的研究方式。这两点或许也是既能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也能体现在学术研究中的。

引擎:您曾谈过自己政治启蒙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形成,而且您的研究兴趣也是集中于中国媒体与政治。从做记者到做研究,您如何看待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身份的变化是否使自己的看法产生了变化?

方可成:这种兴趣的形成其实和我学新闻做记者的兴趣是一致的,这些兴趣都是与对“启蒙”的兴趣相关的。“启蒙”这个词有很多争议,但对我来说,至少在选择道路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甚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这种观念如何被影响,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从选专业到找工作,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做记者。而像《南方周末》这份报纸,九十年代在外界的评价中,一直有着为民请命的色彩,步入两千年后,也逐渐走向一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东西。“普世价值”同样是个有争议的词,但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新闻、评论中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宪政”等观念,在大众中的传播影响力也是很明显的。

而现在作为一名学者,可能更多时候我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参与者,而成为了一个观察者,尽量从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媒体、宣传机关乃至个人观点对人的影响。对思想观念的关心,或许也是我兴趣的主线。

对于媒体和政治关系的观念改变,其实更多体现在刚进媒体和工作三年后的差别。刚做记者的时候,会对政治产生浪漫化的、简单的想象。比如早期外界对南周会有很多两极化的评价,有人称赞它是为民请命的自由主义阵地,也有人会骂它是西化势力的棋子。但当你真正置身其中,亲眼看到市场化媒体在怎样的环境体系下生长出来,看到记者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大家更多只是沿着自己的理念和观察去做一份具体的报道,而不是说背后一定有一个特别宏大的理想或阴谋来牵引。这也是我后来想去做研究的一个原因,我看了一些国外对中国媒体的研究,有些很好,但有些相对简单幼稚,类似于刚才谈到的评价方式,都属于“控制——反抗”的二分法。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起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要超出很多。

三、新媒体环境下,关注各种力量的争夺

引擎:曾经看过您对美国传播学导论课程的介绍,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与教育现状带给了您哪些不同的感受和思考?

方可成:首先,美国的主流还是定量的效果研究。我所在的政治传播领域,主流的就是基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比如对基于两党政治的投票行为、意识形态、竞选的影响研究等等。它们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中国,本土研究还是更多关心“自己的事”,但很多人也开始重视传播学在国际化方向的努力。其次,健康传播在美国是一个很显学的研究领域,但在中国则不那么受关注,这类研究的热门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政府经费的支持。此外,就是对大数据、新媒体等问题的研究。大数据等确实对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比如数据的获取等。除了对数据利用的关注,美国对数据获取的隐私、监视等问题也十分关注。还有社会运动与媒体的研究也十分热门,比如宾大的杨国斌老师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此外,国外的研究路径也很多元,以宾大的传播学院为例,只有20%的教授拿的是传播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也涵盖很广,从人文倾向很重的文化研究,到偏理工科的大数据量化、甚至神经科学的研究都有。美国其他传播学院也许没有我们学院这么有代表性,但这也是一种突出的特色。

引擎:为什么选择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

方可成:其实如果仅仅从就业数据上来看,威斯康星的新闻传播学院甚至是略好于宾大传播学院的。但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方面考虑,宾大有一个很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中国研究非常活跃,每周都有很多讲座,学术资源也比较多。另外我个人也比较想到东部去学习生活。

引擎: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做的研究?

方可成:我刚刚在两个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与一位牛津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后合作的。很巧的是,我过去就知道她的名字,2013年《南方周末》发生了新年献词事件,当时我关注了外媒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记住了作者的名字Maria Repnikova,一位俄罗斯人。后来在宾大传播学院发现她来做博后了,就有了这次合作。Maria一直研究中国媒体,而我们最近的合作是研究近两年中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手段的变化,我们总结了一个观点,是政府当下的宣传手段里使用了大量的“参与性说服”(participatory persuasion)。Web2.0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大众参与、用户可以贡献内容,而新的宣传手段里也大量运用了这种参与手段,比如呼吁网民转发、点赞,邀请网民主动上传图片。一个例子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的四周年,网络上出现了戒严谣言,政府就呼吁大家以“随手拍”的形式来展示和谐首府,抵制谣言带来的动乱。再比如政务微博通过回复大家的需求,来形成一种开放参与式互动。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前段时间范冰冰微博引发的很火的“我们”,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微博账号“平安北京”也发了一个“我们”,配图的左边是一个警察形象,右边画了一个人,写着“朝阳群众”。“朝阳群众”这个词本来是一种大众的戏谑,平安北京使用的这样一种转化手段可以说十分高明。而除了这些显性参与外,也还有很多隐性参与,比如人民日报的挺火的微信公共号“学习小组”,能够给大众营造一种参与领导人政治生活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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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要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具体一部分,就是党媒的社交媒体账号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如果你们关注现有的媒体公众号,会发现受到关注最多的其实是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而不是南方周末、新京报或其他市场化媒体,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有趣的。

可以看出来,我比较关心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各种力量如何争夺。比如宣传部门和民间媒体如何争夺舆论阵地,再如左右派之间如何进行争执,以及背后意识形态的交锋对民众的影响。这也是我目前研究兴趣的主线。

引擎: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请您为读者推荐一些读物吧。

方可成:我就推荐英剧《黑镜》吧,已经出了两季和一集番外,我觉得每一集都很精彩。这部剧带有一定的科幻色彩,但很多现象也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它的主线是在讨论人的生存境遇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改变,会把对问题的讨论推到比较终极的、哲学的层面上去。我觉得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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