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荷兰在线中文网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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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石扉客(沈亚川)在人大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上“踢馆”,直言新闻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对业界的支持不够。他提出了这样的期望:“各位老师在确保你们的项目,确保你们的课题和你们的职称之外,是不是能多一点公共参与?”

石扉客的发言吸引了马少华、杜骏飞、曹林等多位学界业界人士的讨论,让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这场讨论其实涉及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性的,也即:新闻学院的老师们是不是该多关注和了解业界的实践,是不是该更新一下老掉牙的教案,是不是该多让业界一线的声音出现在课堂上?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现在新闻学院里已经有越来越多曾经做过记者,或者与业界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年轻一代教师,比如清华大学的曾繁旭、南京大学的王辰瑶、复旦大学的徐笛等等。随着这样一批教师在学界的进一步成长、壮大,新闻课堂上脱离业界一线实践的现象相信会越来越少。

但更深层面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那就是:新闻学界应该如何参与公共事务?新闻学者应该如何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这两个问题也是石扉客的发言引发争议的核心。他认为,当业界面临来自权力的压力时,学界应该与业界联合,为业界发声、维权;另一些老师却认为,这并不是学界的职责,学者应该与记者保持距离。也有老师提出:“我们支持业界的方式是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一般不常去参与一些即时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学界的确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因为优秀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保持客观、理性的立场,使用科学的方法,需要熟悉研究对象,但不能和研究对象站到同一阵营去。否则,研究成果一定是偏狭的、无效的。

但是,新闻学——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与新闻业界的健康发展休戚与共。新闻业受困,新闻学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捍卫新闻业界的权益、帮助业界解困,确实是学界应该承担的职责。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时曾经说:“政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道德学科……政治学家们希望做些好事,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贡献的冲动深深嵌在我们的职业中。”

“要想在没有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出现政治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科学才能发展。”亨廷顿说,“在一个没有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学家将会失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市场,为什么政治学家那么看重民主参与。“

的确,如亨廷顿所说,民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新闻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相互促进的发生。甚至如石扉客所说,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沦丧”。

在石扉客贴出的发言稿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一位985院校的教授说:“其实学界中人早已不是枯守书斋一种方式了,不少人都在以各种‘介入’的方式服务社会,有人做政府智囊、有的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也有的加入NGO等等,还有不少课题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

我想指出的是:加入NGO是介入社会、服务社会,但做政府智囊、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不是。因为后两者是为权力说话(speak for power),而不是向权力说话(speak to power)。做智囊、做舆情,都无益于促进新闻业的发展,它们也跟新闻学无关。按照James Carey等学者的观点,新闻学有着民主的、解放的内核。但协助舆情监测、研究国家形象塑造,是宣传和控制的学问。

实际上,舆情监测、国家形象塑造等“研究项目”的火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业界的生态:挖掘真相、平衡报道、提供严肃信息的新闻媒体在萎缩,而致力于监控、操纵的生意蒸蒸日上。学界和业界的困境,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而已。在这样的危机之下,石扉客的发言即便略带情绪化的因素,即便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数据,没有模型”,也足以在(真正的)新闻学界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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