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公众”还是“大众”？

19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物质繁荣、国家主义甚嚣尘上和政治真空”的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处在一种自鸣得意的状态中，知识分子们也将自己出卖给保守主义情绪。这时，米尔斯写下了《权力精英》，告诉美国人他们处在怎样一种糟糕的境地当中：这个国家已经被商界、政界和军界的权力精英把持，原本拥有民主权利、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公众（public）已经可悲地沦为被权力精英控制的大众（mass）。

我无力观察当下的中国是否也具有这样一个“权力精英”的集团，在此仅就教育这一小小的方面进行一个对比。

在美国公众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公众教育也已经变异为大众教育。在米尔斯看来，公众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民众更有知识，并能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物。然而，那时美国许多学校已经将这种政治上的任务降至对国家忠诚的日常训练中。

米尔斯认为，公众教育也要进行技术培训和价值教育，但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形成其文化和政治及技术上的情感，使他们觉得是真正的自由公众中的真正一员。公众教育追求的是自我发展，而大众教育却将其错当成为职业晋升而进行的技术培训。

公众教育的任务是：防止公众被压制，帮助制造不会被压制的、训练有素的、见多识广的头脑；帮助发展不会因生活的压力而沉沦下去的勇敢、明智的个体。但美国当时的教育机构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它们只是成为职业升迁和社会地位上升的阶梯，鼓励对大众生活方式的欣然接受，而不是为个体与公共的神圣做斗争。

读到这样的段落，不禁感慨：米尔斯对1950年代美国教育的描述可以非常恰当地运用到当下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上面来。如今，中国的基础教育成为高考的附庸，大学教育又成为找工作的预科班。尽管“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被喊了很久，但实际情况呢？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当他们遇到个人困难时，有多少人能将其与社会联系起来？我们的中小学，提供的是标准答案还是争论，是知识还是智慧？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像米尔斯所述的那样：“常常意味着智力平庸、职业训练、民族主义的忠诚，而在其他方面无所作为”？

事实令人失望：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缺乏意见表达、易被压制和控制的大众，而非能够组成一个民主社会的公众。本应承担启蒙作用的教育，却成为扼杀公众民主社会的毒手之一。怎么改，谁来改？在教育行政体制的压迫和钳制下，除了依靠少数老师在课堂播撒公众教育种子的努力外，真的很难找到一条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