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撕裂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共同操守、共同价值观的群体。所以当提到“中国记者”四个字的时候，我的脑袋中完全不能勾勒出一个普适的形象。
　　当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可以分成四类：
　　（1）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享受了体制的优待，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曾经和一个新华社记者聊天，当我我说很多人都很羡慕体制内的种种好处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千万不要来这里，否则会把你给废了。”不过，他自己仍然没有离开，这说明他觉得就算把人给废了，体制内仍然有更大的值得留恋之处。
　　（2）体制外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抱有理想，有道德追求，信奉专业主义。这些相信不用我多说。
　　（3）犬儒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但同时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这个世界。“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他们对现实有一种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
　　（4）权力寻租者。
　　这些人利用言论的权利，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有名的案例，就是矿难封口费。

　　所以说，中国媒体存在一种奇观：这四种截然不同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存在于同一时期的同一国家。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很难说哪种类型是主体，是占主导地位的。前两类在影响力上也许是最大的，第三类的人数可能是最多的，第四类看上去少一点，但其实他分布在广大的基层，而且也不乏全国性的媒体，像封口费事件不就有中国教育电视台这样的媒体参与吗？
　　撕裂的局面也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难以形成一种合力，冲破重重阻拦。因此，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差便是可以想见的了。

2、寻因

　　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了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上周的发言里面，同学谈了很多默多克等传媒巨头的事情，并对他们带来的媒介垄断表示担忧。但在我看来，中国的现实中，这个问题还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媒介的集团化、市场垄断是非常弱的。虽说近年来中国不断地打造媒介集团，但说到底它们基本上都是政策上的拉郎配，不是市场主导的。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外资的进入控制得非常严格。2005年，默多克的星空卫视与青海卫视合作，试图通过青海卫视实现曲线落地，3个月后便被广电总局叫停，直接结果是数千万美元的损失，以及默多克的干将——新闻集团（中国）总裁戴杰明的被迫去职。所以说，纵使默多克再强大，也敌不过我们伟大的广电总局啊！
　　那么，中国的媒体存在垄断吗？当然存在，只不过不是资本垄断。
　　第二，缺乏行业准则，法律缺位。
　　在中国，虽然新闻工作者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但它更像一个官方机构而不是行业协会。在新闻界，没有一个获得大家广泛共识的行业准则，我们没有《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样的报告，这是导致新闻从业人员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法律的长期缺位，更是一个无需多说的问题。

三、弥合

　　拿什么来弥合你，被撕裂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群体？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别的，我们来探究一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希望生产出什么样的新闻产品。
　　这里我们从“新闻奖”切入，因为新闻奖是新闻生产的一个标杆，是新闻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在美国，有普利策奖；在中国也有全国性质的新闻奖，而且有两个，一个叫中国新闻奖，一个叫长江韬奋新闻奖。
　　以今年夏天公布的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为例，这次新闻奖的评选范围是2007年度的新闻作品。大家可以想一想：在2007年里面，哪位新闻工作者最值得尊敬，最应该获得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我认为是第一个揭露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大家同意吗？
　　但是，付振中没有得奖。
　　它参评的是中国新闻奖中的“电视系列报道”类别。最终这个类别获得一等奖的是《中国——东盟合作之旅》，获得二等奖的是《罗金勇、罗映珍系列报道》和《延续光明》，前者报道的是缉毒英雄，后者报道的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大四女学生李莹，在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提出希望生前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后捐献眼角膜的愿望。
　　付振中落选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是一件荒谬的甚至耻辱的事情。设想一下：假如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落选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会是怎样的不可想象。我在这里还可以预言：明年的中国新闻奖揭晓时，第一个对三鹿奶粉进行“点名”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肯定不会得奖。
　　不过，中国新闻奖跟普利策奖其实是不可比较的。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新闻界有什么可以被比喻成普利策奖的荣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南方周末》每年年底的“传媒致敬”。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实习，正赶上他们开始评选2007年的“传媒致敬”。我了解到：这个奖项不是《南方周末》的编辑拍脑袋决定发给谁的，而是广泛征询业界和学界的意见后做出的评判。
　　《南方周末》之所以要每年评出中国传媒界的杰出贡献者，是因为他们要在行业内部竖起一个新闻专业主义的标杆。
　　说到《南方周末》，我了解到的另一个细节是：他们报社内部自己创立了一个职称系统：记者、资深记者、高级记者。这个职称系统和体制内的初、中、高级职称是完全独立的。如果你在一个一般的报社，如果想晋升，想评高级职称，可能要规定你发表什么论文，得什么新闻奖；而在《南方周末》内部，则完全是以专业贡献为标准，评价自己的记者和编辑。
　　所以，从新闻奖的标杆，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评价体系来看，再次反映了中国新闻界的“撕裂”的现状。有人千方百计琢磨什么样的报道能够让中宣部喜欢，能够往中国新闻奖里面挤；也有人朝自己的专业标杆努力，他们调侃范长江新闻奖为“潘长江新闻奖”。

　　但是，从这种撕裂的现状中，我看到了弥合的希望。
　　如果“传媒致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与中国新闻奖分庭抗礼的标杆。认同这一标杆的媒体，在人才选用等方面，可以将“传媒致敬”视为一项重要指标，同时抛弃中国新闻奖的权重。
　　行业内部的领头羊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起到“粘合剂”的作用。除了竖立一个新闻生产的标杆，还可以带头制定一个行业准则和伦理规范。
　　如果体制的改变是一个更高层面、更缓慢而艰巨的事情，那么行业准则的竖立则要相对容易一些。
　　回头再看那四类新闻从业人员：
　　依靠行业准则和规范，消灭权力寻租者；
　　让犬儒主义者至少不再说假话，要么说真话，要么闭嘴；
　　壮大专业主义/理想主义者；
　　至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去选择吧，要么死死依附于这个体制，体制改则他们改；要么选择与体制决裂，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人”本身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围绕“新闻从业人员”，我觉得这个维度，不同于技术，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维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主体是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新闻业在重重包围之中，之所以没有丧失信用，仍然能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仍然涌现出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记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向往自由，我们可以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这其实是我们突围的重要力量。

　　最后的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首诗是我从北岛的《回答》中截取了几个小节，稍作修改之后的结果，我将它献给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笔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新闻纸上的铅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传播学理论研究》课程presentation，2008年11月19日，有删改。有很多漏洞，供大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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