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方：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
主题：“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从“季羡林藏画被盗卖事件”看如何建构理性的公共空间
时间：2008年12月12日晚7点
地点：法学院模拟法庭

会议主持人：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与会嘉宾：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张平（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兵（南方媒体报业集团 法律部主任）俞虹
缺席者：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 首席记者）

　　现场人山人海，估计99%的人都是冲着季羡林事件来的。但让大家遗憾的是，在主题发言阶段，北大的几位教授都大谈“言论自由”，而没有涉及季羡林。他们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媒体不应滥用新闻自由。强世功的发言让人觉得他带有一种法学教授的傲慢，他强调说只有法律才是真正理性的，因此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但他觉得现在“司法向媒体投降”“大学向媒体投降”，可这该怪罪媒体还是怪罪司法？哲学系王博教授的发言很有意思，但他说“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辩论是没有胜者的”，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只能归结于虚无和悲观。
　　老鹤没来，写了一封发言稿委托主持人宣读，题为“成长的烦恼”，大体在说网络言论的种种特性如何对名誉权构成威胁，实话说无甚新意。
　　北航的黄卉教授是最靠谱的点题者，她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张衡在此案中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主要讨论言论自由和名誉权构成冲突时，应该如何裁量，两种权利的边界在何处。
　　南方日报集团法律部主任张志兵是发言中唯一一个媒体方面的人。媒体在被教授们痛批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他在发言中引用中美媒体败诉率对比等数字来倒苦水，痛陈今日的媒体并不是言论自由用得太滥。
　　主题发言结束后，主持人把发言机会给了张衡的代理人。此人现场展出了张衡的字：“实事求是，理性沟通”。北大方面遮遮掩掩的态度，给了此人很大的底气和口实。因此他的发言也得到了在场不少人的掌声。

　　随后，到场的几位记者纷纷发言，将讨论话题拉回季羡林事件，并抱怨自己在采访时根本无法采访到北大，《成都商报》的记者更说，自己的同事在采访北大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们难道不知道上面已经不让报这件事了吗？”记者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的报道已经很克制了，并没有下判断，顶多用了“疑案”之类的词，并不存在言论自由滥用。
　　会议进行至此，在我看来，记者和学者的沟通和讨论基本上在speaking into the air，各说各的。记者们关心的是：在无法得到两面信息的情况下，你怎么要求媒体去像公安局一样破案？而学者们则停留在言论自由的理论，他们觉得应该给媒体多一些限制，而记者们却觉得自己受到的限制已经太多了。
　　此时距离会议结束时间也不远了，有不少听众觉得无趣开始退场，这时局面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座的两位北大老师觉得自己看不下去了，要把自己了解的事情真相说出来。先开口的是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没说几句就被后面一位老先生打断，而这位老先生正是哲学系主任赵敦华。
　　赵敦华教授还没说几句，张衡的代理人就坐不住了，竟然叫嚣“把他轰出去！”此言一出，他的形象连同张衡的形象都崩塌了。
　　场面一度混乱，赵敦华教授和张衡代理人险些要发生肢体冲突。后来赵教授被请到前排就座，继续发言，他说自己也经常批评北大，但此事上北大是清白的，杨锐是清白的，张衡是心里有鬼的，并举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具体说了什么，明天的报纸应该会有报道）。一番话结束后，民意发生倒戈。而此时，会议结束。

我的想法：
　　赵敦华教授的话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暂且认为他说的属实，那么为什么事件到现在会发展成这种样子？只能怪北大危机公关太失败，发的两次公告完全没有起到效果，反倒让外界的怀疑更甚。
　　媒体在这件事情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场的CCTV记者说：我们是怀着为公共利益的心情来报道此事的，不带一点私利。这一点，我相信。但到最后，媒体的报道是不是沦为幕后更强大力量角力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些怀抱纯洁美好愿望的记者到头来是否只是利益集团手中的棋子？
　　媒体关于季羡林事件的报道到底有没有滥用言论自由的现象？有，尤其是经过网络媒体的标题党式添油加醋，以及脑残的时评们放大后，事件演变成为一场集体攻击北大的狂欢。真正去做扎实、全面调查的记者，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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