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台湾（一）被商业逻辑绑架的媒体

一

2月13日上午，我们来到联合报系的大楼，听该报系旗下的捷运（即地铁）免费报《U Paper》的总经理给我们讲“免费报”的经营策略。

在讲座开始前，《联合报》向大家每人赠送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可爱的文具盒，以及一本制作精良的《联合报》介绍。翻开这本册子，可以看到《联合报》创始人王惕吾关于报纸责任的多段论述。例如，有一篇名为《联合报的“两不”》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联合报有两个“有所不”。
第一个，是有所不为。
第二个，是有所不避。
有所不为。比如说，我们报系的刊物不刊登所谓煽色腥的东西；即使有人觉得那东西能够投读者所好。……

读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刚刚看过的《U Paper》。打开这份小报，满眼都是这样的标题：《索钱引杀机？女袋尸案凶嫌自首》《芳魂伴销魂 吓坏同床偷情男》《细故起口角枪决女友 处无期徒刑》……再来细看一下位于4版头条位置的《骑单车8小时 神经受伤不举》这篇文章：“1个月前，1名45岁男子就诊，说某天连续骑单车8小时，下车时，只感觉阴囊和肛门中间痛痛的，回家夜里想和另一半亲热，心里很想要，下面‘弟弟’却完全按不听指挥……开药给男子后，男子硬度和功力大不如前……”

如果王惕吾先生的在天之灵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报系下面，竟然有这样一家以刊登“煽色腥”新闻为主的报纸，不知会作何感想？

总经理的讲座开始了，他对免费报的竞争策略和营利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看得出来，《U Paper》两年来的收益让他信心满满。不过商业上的成功掩盖不了内容的低俗和责任感的缺失，讲座中，他“坦诚”地表示：“因为我们是免费报，所以不需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这种毫无逻辑的论述很快便引起了同学委婉的质疑：“请问你们是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呢？”总经理的回答则毫不掩饰：“我们不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有把关，保证我们的新闻是真实的，这样就够了。”后来，他又补充一句：“现在我们严肃新闻已经比以前多多了，最早的时候根本没有的。”

我对这样的表达只能苦笑。再次翻开《联合报》的小册子，王惕吾先生的另一段话映入眼帘：

正派办报，就是要把联合报系办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业”。
自由，是向政治势力争取新闻自由。
负责，是对读者群众尽社会责任。
报纸如果不能向政治势力争得新闻自由，就很难成为一个正派的报纸。
报纸如果不能对读者群众负社会责任，同样也很难成为一个正派的报纸。

王惕吾先生不会想到，在如今的台湾，他心目中“正派”的报纸越来越举步维艰，而那些“不正派”的报纸则大行其道。

讲座结束后，曾在《中国时报》工作多年的张老师和《联合报》大陆新闻部主任相对苦笑：“曾经我们是‘敌报’，如今我们都是落难的兄弟！”不久前，中国时报媒体集团被做米饼的旺旺收购，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中视、中天、时报周刊、中时电子报等悉数归入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手下。

何其讽刺，何其悲哀。但这就是商业逻辑，在一个崇尚这种逻辑的社会中，就算你在情感上再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都是合理合法的。

 

二

来台湾之前，一直对岛内丰富活跃的媒体生态心向往之。但这次行程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想法，甚至成为一次“祛魅”之旅。

以前，台湾销量最大的报纸是《联合报》、《中国时报》。如今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苹果日报》，卖得最好的杂志是《壹周刊》。

台湾的媒体同质化水平极高。电视里尽管有一百多个频道，专门的新闻频道也不下十个，但它们报道的新闻却惊人的相似。有一天早晨，我打开电视，连续换了好几个频道，却发现他们在播同一条新闻：一个路人挖了一株菊花，就被警察带走拷问了半天。为何如此？竞争可能导致差异化，但更可能导致同质化——“人有我有，人无我无”是最保险的竞争策略。

台湾的媒体几乎没有深度报道。我曾经和台湾的同学说起自己曾经在大陆的一家做深度报道的周报实习，他们都挺奇怪，因为台湾似乎没有周报这种形态的媒体，也很少有深度报道这种报道形式。在碎片化的喧嚣中，深度和思想找不到立锥之地。

台湾的媒体很少有国际新闻。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岛民意识”，比较封闭。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无法真正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这些原因当然说得通，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新闻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商业逻辑。台湾媒体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们全都是私营，没有一家公立的媒体来承担那些私营媒体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一个特例：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属国营，但它是对外广播，不能对岛内广播）。而那些原本有理想、有担当的私营媒体，在白热化的竞争中，不得不放弃很多。就像王惕吾先生创办的联合报系也出现了他自己所不齿的那种“不正派”报纸一样。

 

三

在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该校大众传播系系主任汤允一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他抛出这样的观点：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传递信息、制造娱乐。这种决口不提社会责任的“离经叛道”观点马上遭到了大陆同学的“围攻”。

不过，有台湾的同学表示理解：汤老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台湾的现实中，只有做到了传递信息和制造娱乐的媒体才能活得下去。如果记者不写煽色腥的报道，就会被老板炒掉；如果媒体不发煽色腥的报道，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这样的表述或许有些夸张。不过一个现实是：在台湾的大学里学习新闻的同学，很多毕业后都不愿意从事新闻工作了，因为他们不想被老板逼迫写那些《苹果日报》式的新闻。

这种状况和大陆正好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海峡这边，新闻系学生担忧的是审查；在海峡那边，新闻系学生害怕的是被商业力量绑架。

作为海峡这边的学生，有时候我会很难理解：难道受众真的这么低俗吗？难道市场竞争真的只会导致品位的堕落吗？难道真正的自由真的是无处可寻吗？我不愿得出悲观的结论，因此我期待着看到，有一天台湾媒体从商业逻辑中松绑，期待着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力量在海峡对岸的岛屿上生根发芽，期待着看到台湾的同学——准新闻人们在不久的将来，突破政治和经济双重力量的限制，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