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从安庆到塞拉利昂

（转载按：许知远在到北大新闻学院开始他的访问学者工作时，刚刚从安庆回来。于他而言，安庆是陈独秀的家乡，是新思潮曾经奔涌的地方。他在FT中文网的这篇专栏文章，记叙的是一个也许很多安庆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曾了解的侧面。）

　　在船尾，我见到了塞拉利昂国旗。它被紧紧的裹在旗杆上，只能略分出纠缠在一起的绿白蓝三色。这艘两千三百吨的货轮靠在长江北岸。小雨濛濛，浅蓝色甲板湿漉漉的，也空荡荡的。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它就在停泊在安庆的二号码头上。
　　
　　“我开了二十几年船，这还是头一遭。”纪船长说，他中等个头，短短的寸头，小眼睛，讲话不急不缓、沉着老练。八十年代初他是东海舰队的一名水兵，在大部分时间里铺设海底电缆。退伍后他开始为这家运输公司服务，成为了一名船长。
　　
　　船长休息室，大约只有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就再没有多余的地方了。木桌上的十七寸电视，正播放着一部不知名连续剧。如果出海，这台电视机就是主要的娱乐手段。
　　
　　我们钻进房间，那扇小窗正开着，江风阵阵袭来，阴冷阴冷的。窗外的浑浊江水，正缓缓的从西淌向东。零星的平底船，也同样缓缓的开过，不知运送的是什么。偶尔，传来一声沉闷的汽笛声，一只江鸥掠过。
　　
　　纪船长一只接一只的抽烟，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是烟头，倒进去浸泡烟灰的水已黄中带黑。老谢，多言的船务经理也挤进来，还有两位船员。三个月了，他们无事可做，没有业务，没有奖金，或许也很高兴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暂时分散内心的焦虑。
　　
　　“你信不信，现在我们就可以让警察把你们抓走”，老谢说，“你们这算是私闯外国领土。”他有一个倔强的鼻子，语速快的经常让人听不清。昨晚，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时，我就发现他喜欢争辩，也喜欢和陌生的年轻人开开心。
　　
　　那时候，我在询问他们对于被击沉的“新星号”的看法，我想知道，作为船员，他们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原以为他们会不容质疑的站在中国船员一方，结果并非如此。
　　
　　“主要的原因在船长”，纪船长说。他猜测，可能是船长在和俄罗斯舰艇的沟通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船长与很多职业不同，在浩瀚的大洋之上，他必须是一名开明的专制者，做出的决定要为所有船员负责。
　　
　　老谢不理会这些分析，他连珠炮式的含混言谈，处处显示他是一名虚无主义者。“谁也说不清，俄罗斯人说他有理，中国人说他有理，但谁的话可信，媒体的报道又有什么可信的，不都是跟风在说吗？”
　　
　　老李坐在我身旁，他是纪船长与谢经理的老板，这家船务公司的董事长。大部分时间，他招呼着这个巨大圆桌上的其他客人。除去他公司的员工，还有本地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一位来自台州的商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要在安庆市尽地主之谊。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慌乱，但本人却是一眼可知的诚恳、干练、开放，似乎对他从事的一切都胸有成竹，愿意和别人分享。
　　
　　“我们的船悬挂的也是塞拉利昂旗”，听到我对“新星号”的好奇后，他对我说。接着，向我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要悬挂这个西非国家的旗帜。就像很多中国公司将注册地选在了维真群岛一样，悬挂塞拉利昂旗，将为一艘中国的货轮带来更多航线，并减少必须上缴的管理费用。虽然，老李和他船员们从未到过这个西非国家，但是他的船，都是这个国家流动的领地。饭桌上有太多客人要招呼，隔壁还有李局长或张局长，我们没法更专心的谈话。老李熟练的应对这一切，难得的是，他脸上没有丝毫油滑之气，像是战争连续剧里可靠、稳健的老班长。
　　
　　“还是明天上去吧”，送我们回去的路上经过二号码头时，老李说，“晚上审查的手续可能会麻烦了，明天我安排你们上船。”沿江大堤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夜幕下的长江，我一直想像着长江上停泊的塞拉利昂。
　　
　　船员们说到几个月没有奖金了，却没有一个人抱怨过老李。“李总比我们看得远，更有全局观”，当他提起老李时，带着特别的尊重与信任，“他比我们还着急，船不开，停泊费、人员工资，就是几万块。”
　　
　　航运业是全球经济晴雨表。世界经济衰退时，船运业是最先被打击的行业，生产减少了，消费减少了，可运的货物减少了，一些船运公司已开始免费运货了，它们需要保住重要客户。
　　
　　在这艘货轮旁，还停着另一艘差不多吨位的轮船。它属于上海一家公司，悬挂的旗帜我认不出。安庆的码头静悄悄的，像是陷入时间的停滞。在此刻中国，这座安徽南部的江城，像是中国很多三级城市一样，被忽略、被遗忘。很少有人记得，就在一个世纪前，它是安徽的省府，是繁华的港口，是中国不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那时，长江是主要的航运通道，货物、人员、观念，在此繁忙的传递。长江上客运业是不同国家争夺的对象。飘着米字旗的怡和、太古洋行，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昌洋行，来自日本的船运公司，还有清王朝的招商局，它们的客轮都曾云集如此。沿江而下，就是南京、上海，中国最繁华之地。安庆人习惯了听轮船的汽笛，也习惯了外来的观念。陈独秀、吴越这批年轻人，不正是在南京、上海、接着是东京，看到一个崭新世界，并准备用新理念来改造旧中国吗？那个安庆，是古老的桐城学派，和现代的西方冲击，共同造就的。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张力，激发了一代人的才情。
　　
　　这个安庆，已离去多时了。老李、老纪、老谢这一代，目睹着、感受着安庆日渐没落的过程。它不仅不再是安徽的首府，在经济排名上甚至已跌落到安徽省各城市的五、六名之外。而它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不管是桐城学派，还是陈独秀一代，都成了历史的记忆。
　　
　　和老纪一样，出生于一九六六年的老李的青春岁月是在海上渡过的。大海拓展了他的视野，而军队训练了他的韧性和严谨。一九八八年，他回到安庆时，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短暂的公务员生涯后，他进入了本地的国营船运公司。这是个航运的黄金时代。上海浦东的开发刚刚开始，需要大量黄沙。长江流到安庆时，沉积了大量黄沙，采集、运送这些黄沙像是源源的利润来源。九十年代初，老李（那时，他还是小李吧）还前往汕头开设分公司，他是个头脑灵活的青年，在广东、福建构建了一个小小的商业网络，把安庆这家国营的船运公司的业务范围拓展到贸易领域。他把安庆生产的水泥、粮食运到沿海，再运回别的货物回到安庆销售。他喜欢汕头的生活，自由自在，而且接触到不同的商业文化——潮汕人的生意经，训练了他对于商业的理解。
　　
　　一九九七年，安庆的国营船运公司遭遇了危机。一方面，浦东的建设接近完成，对于黄沙的需求量迅速减少，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到来，经济放缓，贸易量减少，对船运的需求减弱，公司已发不起退休金、交纳不了员工的社保基金，甚至办公用纸都不见着落。老李从汕头回到安庆，承包了这家国营的运输公司。接下来的几年，是一次思维上的巨大调整。九十年代初，他说服公司从单纯的江运拓展到海运，而现在他准备领导这家公司从一家注册在安庆的船运企业，变成在轮船上悬挂了外国旗的公司。它可以进入更多的航线，可以享受只有国内油价三分之一的国际油价。
　　
　　加勒比海的伯利兹，一九八一年获得了独立。它为各国船东提供注册与管理上的便利，并以此获得税收。于是，安庆的这些货轮开始悬挂着这面很少中国人能认得的国旗——海蓝底色衬托着正中的白盘，白盘上便镶着英属殖民地时伯立兹的徽标。
　　
　　这样，船运的业务拓展了，它可以前往韩国、日本、东南亚诸国。2000年之后，生意开始好转了。亚洲从金融危机中逐渐复苏，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以井喷式的速度开始增长，这一切都刺激了航运业的发展。航运业有它的兴衰规律，经常是两年高速增长之后，就随后减弱，再准备新一轮增长。对于老李来说，二零零三年与二零零四年，是一次高峰，接下来的两年竞争太过激烈，而二零零七与二零零八年再次势头良好。
　　
　　但是，他没想到这一次经济危机会如此明显。如今他共有五艘船，总量超过两万吨，是一家小型的船运公司，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抗衰退，灵活性是这样的公司成功的基础。一年前，他将货船的托管地改在了塞拉利昂，它的管理费更便宜。
　　
　　三个月未开船，他从未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他进入航运业的这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迅猛增长的二十年，他从未面对过真正的萧条。一年前，从天津运到东南沿海的一吨电煤，船运公司的收费可以一百四十元左右，而现在的价格只有三十五元了。船未开，就已经在亏损了。
　　
　　老李的办公室在七号码头旁，办公室正对着长江。对岸是江南的大渡口镇，岸边是一排排整齐笔直的水杉，春天未到，它们尚未发芽，只是枯枝，形销骨立，像是随意画就的铅笔素描。
　　
　　从早晨十点开始，我们的预定的谈话一拖再拖。一拨又一拨客人接踵而至，在他那间冰冷的办公室里，这些人面色阴沉，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讨论来讨论去，烟雾几乎罩住了所有人的脸。他们来自不同城市的运输公司、不同的相关单位，想知道是否能找到办法来渡过难关——这难关比最初预料的还要麻烦。
　　
　　“船要开了”，临走前。纪船长告诉我。至于开到哪里，运送什么，我没来得及问起。我想起昨天傍晚，我们坐在他的船长休息室里聊天的场景。等我看过那面裹起来的塞拉利昂旗再回来时，刚才还拥挤不堪的小屋突然空空荡荡，只剩下电视机还开着，正演到一名国民党军官的训话。他们都是本地人，夜晚到来，回家吃饭去了，又从塞拉利昂奔回到安庆了。这三个月来，他们上船又离去，一直在等待开船的指令，无所事事会令人发慌。离去时，我在船上的厨房里，看到摆在筐里的茄子、青椒，值班的船员今天要独自做饭吃了，他也等着塞拉利昂旗再被展开的时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