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许知远

许知远来北大讲课，带着一本快要被翻烂了的书。

这本书是他毕业的时候从北大图书馆“偷”走的。为此，他付了十倍于书籍原价的罚款。这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拥有885页的旧书，定价2元6角。

他走上讲台，简单地开场白后，便翻开这本已经泛黄的书，开始朗读它的序言。投入地，充满感情地朗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李普曼传》。许知远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8年。11年后，他仍能生动地回忆起那个夏日的傍晚，当大多数同学都离开图书馆涌向食堂时，他在图书馆的传记书架上发现这本书，从此便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读罢，他放下《李普曼传》，开始在黑板上写下序言中提到的那些名字：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James, Santayana….他们是20世纪的美国名流，而李普曼的一生正是在跟这些人打交道，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语出许知远为《李普曼传》再版所作的序言。）

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微电子系读大三的许知远醉心于这本传记对李普曼的描写，他渴望像这位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一样，以谈论自己身处的那个世界为生，并且赢得声名。毕业后，他跟随内心的召唤，从《经济观察报》的国际评论起步，成为了著名的专栏作家。他将自己出版的众多书籍中的一本命名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充满雄心和渴望的表达方式，正是源自那本《李普曼传》。

这一次，他来到北大新闻学院的课堂上，面对同样大三的学生，讲授“新闻评论者的素质”。实际上，他并没有拘泥于这个题目，而是从李普曼年轻时的那个年代谈起。那是一战后的美国，年轻人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在哈佛大学，学生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理念、问题和观点，一切都显得那么激动人心。李普曼创办了《新共和》，也是几乎在相同的年代，中国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大洋两岸的年轻人其实拥有同样的情怀，同样的躁动。

大约一百年过去了，大学和大学里的年轻人却沉寂下来。世界变得平淡、世俗、技术化、官僚化，每一个人都受到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的双重挤压，学生们谈论的不再是重要的公共话题，而是出国、实习、工作，甚至是粗鄙的“小沈阳”。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成为李普曼？或者，如何成为许知远？

人人心中都有着无尽的困惑。所以，当许知远用一节课的时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热情之后，剩下来的两节课就完全成为了问答环节。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几年前他应我所在的社团邀请来北大讲座的时候，只讲了十几分钟，其余一个多小时全部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当一个又一个地同学向许知远抛出自己的难题，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自嘲说自己成了“人生热线”。而他所能给出的回答，是寻找自己，是绘制自己的人生地图，是回到人生的关键——Free will，自由意志。他越这样说，讲台底下的年轻人心情就越激动，思绪也就越混乱，困惑就越来越多。

其实每一个年轻人都不愿被这个社会吞噬，然而大多数人或者迫于压力，或者在不知不觉间，就选择了他人的道路，毁掉了自己的人生。能够成为许知远这样的人，需要强大的内心，需要过人的智慧，也需要机会的垂青。尽管没人愿意承认，但事实的确如此：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李普曼，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许知远。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的魅力在于，在它残忍地关上门的同时，总是会留一扇窗，让那些有心的灵魂飞出去，飞到广阔的天地中。当许知远还没有发现《李普曼传》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彷徨的年轻人，成绩很差，不知道将来从事什么行业。李普曼点燃了许知远，而许知远的这三节课说不定又会点燃他和她！

快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许知远回答说：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星星之火都不能燎原，能够燎原的只是极少数。

我想为他补上一句：为了燎原的那一天，留住心中的火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