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乡愁

（一篇作业，装学术，实际上没什么学理性，挺扯的。）

文化研究的乡愁
——读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现代人 一只焦黄的老虎
　　　　我们已丧失了土地
　　　　替代土地的 是一种短暂而又抽搐的欲望
　　　　肤浅的积木 玩具般的欲望　　——海子 [1]

一

　　回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出版于1957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是一本无法绕开的经典。它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之作”，其作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著作。在前半部分“‘旧式’的秩序”（An ‘Older’ Order）中，霍加特回顾了自己的早年生活经历和亲身体验。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北部工业区，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健康、和谐的氛围。对于他们来说，家庭是极为重要的，自己的房子总是最温暖的，家庭烹饪的食物永远是最好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生活态度的核心是个人的、具体的、本地的（personal, concrete, local）。出于同样的原因，邻里和社区也是工人阶级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那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将世界分割为“他们”（them）和“我们”（us）。对于老板、警察、政府职员等“他们”，工人阶级带着自尊和积极的态度进行交往，有时还发展出一种“揭露性的艺术”（debunking art），戏弄权威，仿佛毫不客气地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平凡、琐碎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宗教、性、赌博、体育、音乐等等都成为他笔下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这些日常生活实际上都是文化的真实表达，它们反映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理想，并且说明他们已经形成了身份认同，作为有机的整体参与到现实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
　　当然，“旧式”的文化也并非处处理想。例如，工人阶级具有地方主义和“乡下习气”（provincialism），而他们的宗教和政治观念也充满了偏见。不过总的看来，那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具有一种极具韧性的文化，它不但能够抵制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媚俗风气，而且能够改变它，并使之为我所用。[2]
　　但是，当时间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也即作者写作此书的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所具备的健康有机文化却发生了变化。在书的后半部分“屈服于新文化”（Yielding Place to New）中，一个不断出现的句子是“趋势是令人遗憾的”（the tendencies are regrettable）。而导致这种变化的罪魁祸首，正是新兴的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文化的入侵。
　　具体说来，“令人遗憾”的现象包括：棉花糖似的消费世界，坐在“奶吧”（milk bar）往自动唱机里投币，花大把时间听美国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批量生产的美国电影和大众报刊，充斥着性与暴力的小说等等。在霍加特看来，这些都是缺乏有机性的文化，它们与30年代的旧文化截然不同。霍加特用“拉直行动的弹簧”（unbending the springs of action）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大众文化带来的危机。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将会被这种消极的文化消磨掉独立性和创造性，耽于享乐，像被拉直的弹簧一样失去行动的能力，沦为被动的接受者甚至奴隶，而他们的世界也将变得扁平和索然寡味。
　　在这一旧一新的对比背后，是霍加特对于二战前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怀念，或者称为“乡愁”。这种乡愁也成为贯穿《识字的用途》的一大主题。
　　诚然，在一种强烈乡愁驱使下的写作，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化“故乡”、夸大“过往”优点而忽视其不足的倾向。霍加特在书中也不断提醒读者，要对自己将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浪漫化”（romanticise）的可能性保持警惕。
　　不过，这样的“浪漫化”并不会影响这本书的价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浪漫化”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霍加特所怀有的乡愁，也许并不仅仅是对那个特定年代里特定阶级文化的怀念，而是一种对他心目中理想状态的向往。乡愁实际上是一种理想，而“故乡”就是寄托理想的地方——在《识字的用途》中，他本人就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命名为“对理想的乡愁”（A Nostalgia for Ideals）。既然怀念的对象是理想，那么将其描述得浪漫而完美，有何不可？
　　事实上，检视文化研究的发展史就会发现，研究者的“乡愁”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以霍加特之前的F.R.利维斯为例，他也是一位怀有浓厚乡愁的学者。不同的是，利维斯所怀念的，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在十七世纪……有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一种丰富的传统文化……一种已经消失的积极文化。”[3] F.R.利维斯的夫人Q.D.利维斯也曾写道：“一代又一代生活得有声有色的乡村居民们，除了圣经没有任何书籍相助。但是他们拥有真正的社会生活，他们追随着大自然节奏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真正的……兴趣：乡村艺术、传统手工艺、游戏和歌唱，完全不似那些打发和消磨时光的兴趣，诸如听收音机和留声机，一字不漏地读报纸和杂志，看电影和商业足球赛，以及泡在汽车和自行车上，这是现代城市居民懂得的唯一消遣方式。”[4] 对于利维斯夫妇而言，他们生活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却对工业革命前的“有机社会”怀有乡愁。
　　有意思的是，利维斯的乡愁建立在对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而到了50年代，昔日利维斯的批判对象却成为霍加特的怀念对象。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将怀念的对象定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并不要紧，因为那只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投影？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甚至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乡愁的影子。或许，“乡愁”并不仅仅是《识字的用途》的关键词，也不仅是霍加特、利维斯的关键词，还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霍加特这样的文化研究者之所以怀有乡愁，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个更美好的“故乡”存在。尽管他们总是以紧锁眉头的批判者形象出现，但内心里却都是乐观主义者——就算他们理想中的那个“故乡”遥不可及，但却一直在前方闪耀和指引，并且他们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争取。他们相信“人是生而自由的”（《识字的用途》全书最后一句话的核心词汇就是“substantial inner freedom”）——当然，他们也牢记卢梭这句名言的后半部分：“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 他们所做的，就是希望借助文化研究，寻找解放的力量，帮助人们砸开枷锁，回到那个自由的故乡，回到人类的本真状态。

二

　　乡愁是一种建构，是一种立足现实的历史性想象。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有机文化的描述，就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格雷姆•特纳曾经批评霍加特“虽然很好地描述了他的青年时代所处的文化领域的构造的复杂性，但是对当代工人阶级青年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复杂性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6] 的确，这是这本著作的一大缺陷，但如果我们从建构“乡愁”的维度理解这本书，或许就不会对霍加特过于苛责了。正如霍加特自己在《识字的用途》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并无意进行科学检验的社会学调查。”[7] 霍加特的真正用意也许并不在于对30年代和5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分别进行科学、精确的描述，并对它们分别进行推崇和批判，而是基于对现实文化的不满，联系自己早年的生活经验，向过去的、失落的传统寻找力量，建构一种符合理想而又具备可操作性和实现可能性的工人阶级文化。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霍加特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也许并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看到和听到，而是在建构乡愁的过程中舍弃了它们。
　　具体到操作过程和研究方法的层次来说，这种建构的前提条件，是对英雄主义叙事的消解。据说，伯明翰大学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同事曾经批评说，《识字的用途》中对工人阶级的描写太过“消极”，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形象，没有神话般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四处蔓延的是工人阶级的性、酗酒、体育运动等日常生活气息，与劳伦斯的描写十分相像。[8] 事实上，正是这种通过消解英雄叙事，开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解读，才为文化研究打开了视野和空间。[9] 从这个角度上说，《识字的用途》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帮助霍加特完成了乡愁的建构，这种方法的选用同样是一个开创。批评者认为，民族志的方法使得这部著作充满了主观色彩，霍加特在书中使用的那些文学性的想象以及感性的批评，与过去的研究者所推崇的不偏不倚的超然研究态度大异其趣。但事实上，这些看似缺陷的地方也正是《识字的用途》的成功之处。换句话说，如果霍加特没有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如果他没有将研究建立在自己早年经验的基础上，那么这部著作将不会成功，甚至不会完成。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乡愁的建构是需要价值判断，需要“主观”经验的。一方面，只有当研究者直接参与并长期介入到一种文化当中，获取大量一手材料时，他才能对一种文化的优势和弊病有真实的认识，并据此联系和调整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故乡”；另一方面，民族志方法本身所具备的批判精神，它对强权者的虚伪代言所进行的揭露和驳斥，能够给予研究者很大的帮助。

三

　　“我对过去50年中有价值的社会变化说得很少，对伴随它们而来的文化上的危险却说得很多。显然，没有人不对这些年来工人阶级在几乎所有方面的改善感到高兴：他们的居住条件更好了，健康状况也更好，能够消费的物品更多，并且有更充分的受教育机会，等等。不过，我所阐明的是（除非我的诊断是错误的），伴随而来的文化转变并不总是进步的，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反而在恶化。”[10]
　　如果放到今天中国的语境当中，只需要将霍加特这段话中的“50年”改成“30年”，就几乎可以完全适用。霍加特在建构自己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乡愁，而作为读者的我，在阅读过程中则在建构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海子的诗句所表达的，在工业化、全球化、消费化浪潮的席卷中，作为精神家园的“土地”已经丧失。而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对中国人的意义尤为重要。现代的中国人被异化成“焦黄的老虎”，摆弄着“肤浅的积木”，心中只剩下“玩具般的欲望”。在海子的诗句里，“土地”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远去的、被遗弃的土地，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被放逐、飘泊不定；土地的“饥饿”，也是人们精神上的饥渴、焦虑、流离失所；土地的悲剧，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痛失精神家园、无可依傍的悲惨处境。“意义”这种东西对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本是不言而喻、也是不可动摇的东西，但对于现代人们来说，却变得支离破碎了，变得分崩离析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11]
　　是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见了，这与霍加特笔下的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何其相似。
　　“平等，自由，宽容，进步，快乐，青春”——这些都是霍加特用来形容当时文化的词语。然而，它们看起来美好，实际上却是几剂毒药：“自由等于许可销售销量最大的产品；宽容等于缺乏标准；对任何价值的任何保护都被视为独裁和伪善的表现。”[12] 而“平等”则变异成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进步”变异成对任何变革的不加选择的接受，认为“任何创新都一定比它的前身要好”；“快乐”变异成享乐主义（hedonism）；“青春”则变异成像青春期少年一样莽撞地反对传统。
　　与这些词语类似的还有“改变”。这个在2008年成为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口号并且广受追捧的词语，在1957年的霍加特笔下，并不是一个好词。在他看来，坚守价值观，坚持准则（discipline）是最重要的，而不加判断的“改变”则常常是危险的。
　　丧失了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盲目追求放纵的自由、宽容和改变，最后导向对现实不加选择、不负责任的接受和顺从，这实际也是当下中国各阶层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用霍加特的话来说，当我们谈论大众文化的时候，最紧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降低了品位”（因为降低的过程也可以是有活力的、积极的），而在于它让大众过于兴奋，逐渐地让他们变得迟钝，最终导致他们彻底丧失了内在的自由（inner freedom），变成被动接受的奴隶。因此，“需要被唤醒（awake）的人远远多于需要被慰藉（comfort）的人。”[13] 但今天的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心灵鸡汤”式的慰藉，缺乏唤醒的力量。
　　霍加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他对“质”（quality）和“量”（quantity）的区别的强调。当今天中国的文化管理者和“文化产业”经营者们满脸自豪地说起中国出版物的数量正不断增加，说起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说起“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产值不断膨胀时，我们应该回去看看霍加特是怎么说的：“阅读这种习惯本身并没有任何好的地方。”[14] 他认为，阅读的对象是至关重要的，对色情、暴力小说的阅读量增加不代表任何可喜的进步，甚至是有害无益的。这种表述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报摊上摆得最显眼的杂志，它们大多属于这几个类别：时尚生活（消费文化），体育（NBA式商业体育），电影（商业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地理（旅游消费式地理），科幻（幻大于科）。那么，对于这些杂志的消费增多，是否真的意味着文化的改良和进步？
　　当然，在我们用霍加特的理论分析当下中国的现象时，无时不刻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都在一定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才显示功能和意义。研究文化须将文化扎根于社会语境当中，因为文化被锁定于一个先期存在的社会关系语境中。[15]
　　“无根”（uprooted）是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经常用到的词。那么，在今天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根”在哪里？经过20世纪的几次大革命，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而我们的“故乡”也几近成为“无何有之乡”。如果说霍加特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中，利维斯在17世纪的有机文化中找到了“根”，找到了理想的投影，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文化之“根”？我们应该怎样唤醒对心中那个理想世界的“乡愁”？怎样寻找那失落的“土地”？这也许是摆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者面前最紧要的问题。

[1] 海子：《土地》第十二章·众神的黄昏，《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27页。
[2]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7页。
[3] Leavis, F.R.1984.The Common Pursuit, London: Hogarth, pp.188-189,208.
[4] Leavis, Q.D.1932.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p.209.
[5]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6] Turner, G.2003.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7] Hoggart, Richard.1970.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1.
[8] 有意思的是，霍加特和劳伦斯之间的确发生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1960年末，企鹅丛书因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受到指控，霍加特替劳伦斯辩护，正是这一辩护对企鹅丛书的无罪开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打赢官司后，霍加特得到了企鹅书社的回馈，凭借每年3000英镑的资金，霍加特才得以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9] 邱丙军：《理查德·霍加特与伯明翰早期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 Hoggart, Richard.1970.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60.
[11] 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载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Ⅱ——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人文讲座续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
[12] Hoggart, Richard.1970.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98-199.
[13] Hoggart, Richard.1970.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63.
[14] Ibid.p.271.
[15] Goodwin Andrew.1998.The Uses and Abuses of In-discipline, in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x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