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人的记忆很长，长到人人都可以讲述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的故事，可以背诵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说出的句子。中国人的记忆也很短，短到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20年前发生了什么。

并不是中国人的脑袋出了问题，更不是近现代史没有值得记忆的东西。我们对一百年内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们的近现代史被野蛮地撕裂开来，留下几条触目惊心的断层，以及大片大片的盲区。

1949年是一个断层，新政权在宣告“时间开始了”的同时，也将过去的一切都贴上了“万恶的旧世界”的标签。于是，所有之前的记忆都被染上了灰暗、痛苦的颜色，所有之后的记忆都被抹上了闪闪发光的金粉。

1978年是另一个断层，这一次的逻辑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干扰下，时间暂停了一小会，现在，我们要将它重新开启，并且跑得更快。我们被告诫：之前的30年并不是不美好，只是之后的岁月会更加美好；为了“轻装上阵”，我们必须“抛弃包袱”。于是，生于这条断裂带之后的人，对之前30年的历史便浑然不知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是一个断层，一个类似的声音再次响起：“不争论”。中国进入了一个埋头挣钱的时代，收获颇丰，失去的东西也很多。成长于这一时间段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八十年代没有任何记忆，更不用说文革、反右，乃至解放前——它们都只是历史课本上单薄而刻板的文字而已，从不曾以鲜活、真切的面孔出现过。

当我们熟稔古代历史，对三国、明朝的事儿和大清秘史兴致勃勃的时候，却无法也无力谈论20世纪的中国，因为我们不曾有，也不被允许拥有对这段历史的充分记忆。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更悲哀的是，我们常常连“记忆”本身都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旅美学者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就显得更有意义。这是一本提醒我们“记忆”重要性的文集，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很多，但大都围绕一个主题——记忆和见证，而记忆的对象则是以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从书中屡屡出现的名字——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维塞尔、艾克曼——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20世纪是人类大发展的世纪，也是历史灾难深重的世纪。对于已经进入后极权时代的我们来说，重温极权时代的伤痛历史依然意义重大。于我个人而言，尽管已经从李慎之、崔卫平等先生的著作中多次阅读哈维尔、阿伦特等人的思想，但当徐贲用另一种方式再次将他们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厌倦，反而愈发感受到他们对现实的洞察之深、思考之透。

更重要的是，徐贲提出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命题：对过去的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过去，我们总是以民族自豪、团结稳定、向前看等名义来禁止记忆和讨论某些历史。然而，正如徐贲在书中所说：这些被禁止讨论的历史并不会就此消失，反倒会造成集体记忆中许多“忘却的空白”，严重危害群体的未来。

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不能留有空白，因为我们不仅应该记忆美好，更迫切的是要记忆苦难和创伤。共同的创伤记忆有维系社会正义和团结的作用，它会促使我们去思考人道灾难发生的原因，思考政治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和限制人类的生存品质和生存可能。如徐贲所说，要想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应该做的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对历史的过错道歉，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相反，如果刻意回避历史的过错，则无法避免类似过错的再次发生。

在记忆和见证当中，幸存者是最宝贵的。在见证者渐渐老去的今天，我们有责任记录并保留下他们的真实记忆，并将他们的记忆传播开来、传承下去，这也正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徐贲的这本书大多在谈论纳粹。不过，不要以为希特勒只在德国，在20世纪的人道灾难中，我们也曾是受害的一分子，并且是仍然没有复原，没有走出阴影的那一批。站在历史废墟之上的我们，如果能够拾起那些被割断的记忆，那么我们将仍然拥有重新开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