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九龙太子道西129号,NGO“紫藤”的活动中心。不大的房间里,随处可见安全套、胸罩、性器具、性教育宣传册和宣传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几十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围坐成一圈,聚精会神地听一位“姐姐仔”讲她自己的故事。
“姐姐仔”是粤语,在这个场合下的意思是妓女。
但是在紫藤,“姐姐仔”有一个更好听的称呼——“性工作者”。这里的人们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关注和维护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基本权益。
坐在沙发上的姐姐仔30岁左右,体态丰腴。按她自己的说法,这一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越来越多,她的竞争力已经在下降了。
不过,看上去她的工作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面对眼前这群年轻的男生女生,她心情不错,谈性很浓。
到了提问时间,一个男生举手:“你们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听到这个问题,姐姐仔有些无奈,她反问这个男生:为什么你不去问一个小巴司机为什么要开小巴呢?
对于经常走出来参加交流和访谈的姐姐仔来说,这样的问题她们听到太多遍了,而且常常是以一种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提出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能为什么呢?第一种情况,太穷了,或是被人卖了,非常可怜,就像电影里面那样;第二种情况,她就是贱啊,就是愿意给男人搞啊!”紫藤工作人员阿三有些激动地说。
阿三是个很年轻的姑娘,长得很可爱,脸上还有不少青春痘。她用这样激烈的语言来回应,是因为她觉得,将这样的问题抛给姐姐仔,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说明提问的人并不认为性工作和洗碗、扫地、开小巴、当老师一样,都是太阳底下的一份正当工作。
不过,这个问题被如此频繁地提出,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让大众接受“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有人认为性工作者传播性病,对于这种说法,可以用科学知识去证伪它;有人认为性工作者肮脏放荡,对于这种说法,可以用“这是她们的自由选择”来抵抗。
但是,即使是那些相信自由选择的人,也有很多对性工作者抱有反感,他们的理由是:性工作者破坏家庭。
尽管你可以反驳说:恰恰是性工作者释放了男人的性欲,才避免了婚外情的发生,才稳固了家庭。但这样的反驳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说服力,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且会引发质疑:难道男人就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吗?难道和妓女做爱就不是对妻子的伤害吗?
于是,你可以把范围缩得小些:起码,性工作者们满足了单身男人的性欲,降低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性犯罪率。但那些反对性工作的人又会问了:难道妓女在提供服务之前会检查客人是否单身吗?难道妓女对已婚男人的吸引就不存在吗?
是的,这个问题太难说清。所以,这个世界上将性工作合法化和严格禁止性工作的国家都很少,绝大多数国家对待这个问题都持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
二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确定无疑的:你可以不将性工作看作一份工作,但你一定要将性工作者看成人。政府理应在自己的法律框架下对性工作者的人权进行保护。
在香港,性工作不是违法的。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就是说,只要是法律没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香港的法律里并没有“卖淫嫖娼罪”,所以你可以提供性服务,也可以去接受性服务。
但是,用紫藤总干事林依玲的话说,“英国人比较虚伪”。香港的法律沿用的是英国留下的那一套,而英国人在制定法律时虽然没有禁止性工作,但却用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对性工作者做出限制。比如,法律规定:一个住宅单位内只能有一名妓女,所以就有了“一楼一凤”的称谓。又比如,香港法律禁止性工作者拉客。
禁止拉客?那性工作者们怎么做生意呢?那就贴广告吧,有人贴出了自己的裸照,但立马就被控罪,理由是《刑事条例》第147A条规定:禁止宣传卖淫标志。
可是,究竟什么是“卖淫标志”呢?“青春少艾”算不算?“服务一流”算不算?警察说算。那么“欢迎光临”呢?一度也曾落入被控之列!性工作者们无奈了,于是她们制作了一系列“另类”的标志,比如一只穿着性感的母老鼠,旁边写着“出入平安;比如“欢迎”两个大字后加上“普选特首”,“稍候”两个大字后加上“普选立法会”——既规避了“宣传卖淫标志罪”的检控,又开了个政治玩笑。(顺便说一句,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在紫藤都有出售,我就买了两件带回来作纪念。)
比这些方面的限制更可怕的,是性工作者人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
近年来,香港发生多起性工作者被害案。去年谋杀三名性工作者的疑凶,竟称自己杀人是“替天行道”,而市民中认为“她们是鸡,死了就死了”的并不在少数。
至于嫖客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虐待,更是经常发生。在紫藤和学生们做交流的这位姐姐仔,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那次,她的一个熟客在接受性服务后突然从后面用毛巾勒住她的脖子两分钟,致使她昏迷几小时。醒来后,她发现自己面色发紫,几天后流出的眼泪都是红色的。由于是熟客,她知道嫖客的几乎所有联系方式和个人信息,但警察在接到报案后三天才开始找人。
警察对性工作者不光是冷漠,还有更可耻的行为:假扮嫖客接受过性服务后突然亮明身份,俗称“放蛇”。非常奇怪的是,在香港的警察守则中,在“放蛇”时接受手交、口交都是被允许的。2005年10月10日,一个名叫李婉仪的性工作者在向放蛇警察提供口交服务后被诬告、殴打、毁灭证据,她不堪屈辱跳楼自杀。此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紫藤更是在每年李婉仪的忌日都发出持之不懈的呼吁,要求警方还死者及家人公道。
三
经过两个小时的对话交流,年轻的学生们发现:原来这个群体并非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说,她本来对性工作者怀有反感,因为性工作者曾经给她的家庭带来过矛盾和分裂。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交流,她意识到:性工作者也是需要保护的。
不过,也有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一个男生说,他还是不能接受性工作。
还有人有些尖锐地问:那你们对援助交际怎么看?
林依玲回答说:首先,我们绝对不是鼓励你们去做援助交际。相反,紫藤一直很关注那些去做援助交际的女孩子,我们认为她们没有意识到做这件事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其次,”林依玲接着说,“做援助交际的女生多,是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结果。而这种价值观与小姐问题,完全是两码事。”换言之,那些女生希望通过做援助交际换来LV的包包,真正应该被问责的是整个社会,是那些奢侈品、物质主义的渲染者和鼓吹者,而不是性工作者。
又有人问:“姐姐仔,你有男朋友吗?”
“有。”姐姐仔回答说。她觉得,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完全可以分得开。而且,在她看来,感情本身也是一种交易:“你和男朋友在一起,不也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吗?”和嫖客做爱,换得金钱;和男朋友做爱,换得感情,换得他送你的生日礼物:包包,首饰,或者任何东西——这两种行为本身,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而已。
姐姐仔的话自然是偏激的。但是她说的也是大实话:如今,用感情来做交易的人难道还少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那些以感情和身体为筹码换取人生前途的人,为什么不能接受性工作也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呢?至少,我们应该把她们当做人来看待,当做干净的、正常的、应该得到保护的人来看待。
追忆赵铁林:一个摄影师的路到底有多长组图
2009年05月20日 08:15:08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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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6日,中国当代“新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赵铁林因病在京去世
一个摄影师的路到底有多长
黄明芳摄
赵铁林,1948年1月15日生于辽宁北镇。
1968年至1970年在河南当知青。
197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
1986年进入北京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1989年“下海”开公司,1994年5月两家公司先后倒闭,随后,成为自由摄影人。
1996年开始正式从事摄影及文学创作,他将自己的镜头与笔触直接面向中国当代的底层社会——风尘女子、流浪儿童、贫困的艺术家、平凡的百姓等。
北京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初夏尤其是这样。眼看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忽然又会冷起来。5月15日这天,天阴得厉害,空气中泛着丝丝凉意,我像往常一样从住所往医院赶。走在路上,接到了老师赵铁林的电话,问我到哪儿了。他的身体被癌症折磨得越来越虚弱,声音变得沙哑无力,但见到我时仍是那样的高兴,笑着说:“你终于来了,我今天早上都快说不出话了……”看着奄奄一息的老师,我的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坚信已经闯过很多次鬼门关的他能挺过来。
中午我陪着他,他很安静,没多说话就睡着了,这一次他睡得很深,像一个跑了很久的运动员终于得到休息了一样。我不忍心打扰他,出去办事去了。晚饭前,他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看到我后,他又放心地睡着了。直到16日凌晨3时半,电话突然刺耳地响起,我心一惊,是师母打来的,告诉我老师不行了……
夜很深,外面很冷,我揪着心往医院跑,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那个恐怖的现实不是真的。然而这一回,老师没有逃过厄运,等我到了医院,他不再冲着我笑,而是神情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我的心被撕裂了,趴在他身旁哭道:“老师你怎么可以不再醒来呢,你才61岁,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你的朋友还在等你啊……”
“人的生命不在于活得多长,而在于活得多丰富。”以前老师跟我说的这句话,我记忆犹新。
自老师得病的消息传出去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人们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支持。每天我都坐在他的床边给他念从网上摘录的消息,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一但我的声音停了,他的眼睛就又睁开了,看着我问道:“怎么又不念了?”我的声音又高了起来。听到朋友们对他事业的肯定,他很是安慰,然而疾病又让他很憔悴,每每会为他身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而备感伤心。我安慰老师说:“尽管你的身体瘫痪了,可大脑还没瘫痪,你的精华不在于你的腿,而在于你的脑子。因为你有一个智慧的脑子,你才能够做出这么多有意义的事。”
初识老师是10多年前,在南方的一家报社的例会上,那时的他看上去精力旺盛、精神抖擞、充满活力。打动我的是他在会上的一番讲话:“年轻人赚钱是应该的,但不要急功近利,应踏踏实实做点自己的事情……我到这来就很明确,用照片来反映民生……”他的话激励了我,之后我开始进入他的拍摄领域。
第一次看赵老师的照片,是他拍摄的系列照片“南海渔民”。当时他刚登上停泊在港湾里的渔船,掏出冲洗好的照片给渔民看。渔民们一听说照片上有自己,七八条船的人呼呼啦啦的全都围了过来。白天,眼睛所能看见的渔民的作业、渔民的生活,南渡江水的污染,全被照片如实地纪录下来。
这让我暗自吃惊,我想不到的是照片还可以这样拍,这和我想象中的摄影艺术相去甚远,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摄影和眼前的这些照片等同起来,摄影就应该把丑变成美,怎么能没有一点儿艺术上的修饰呢?我感到非常震惊,可渔民们却很高兴,他们并不在乎什么艺术,一看到照片上自己的样子,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竖起大拇指说:“顶呱呱。”
后来,我买了一台“凤凰205”相机,正式跟赵老师学起了摄影。在我看来,他拍的照片虽然不“美”,但是非常有意义。烈日当空,暑气蒸腾,和他在一处处低矮破落的平房,沙滩或臭水沟边走几个来回后,我先前对于学习摄影的热情和新鲜劲儿也随着阳光的暴晒一起蒸发了。到了后来我几乎提不起半点拍摄的兴趣,只想快点结束这艰苦的工作。赵老师却不一样,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遇到新的“题目”,就紧追不舍。特别是发现了16岁的阿V以后,他更是来了精神。那一阵子,阿V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力,只要有空,他就要到阿V所在的十庙居民点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可拍摄的镜头。即使没有镜头,他也要和她及她周围的人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我也去,可是一到了现场,就总也不舒服。夜幕下的十庙,形形色色的人物,光怪陆离的夜景,小巷里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的是“等客”的女人;天桥底下露天的“卡拉OK”,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光着膀子黑不溜秋的民工。赵老师常常混迹于其中,和他们一唱一和。看到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我的心情就很复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可他总是说,他那是在工作。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拍渔民,为什么拍平民窟,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拍“小姐”。每次我一闹情绪,他就很严肃地批评我说:“这些女人和孩子是摄影世界里永恒的主题……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歧视,可是在作品里却很美。”
虽然他苦口婆心地教导我,可我心里的疙瘩还是去不掉。直到阿V的那组照片在一些重要的报刊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和他的照片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才真正意识到他当时的工作有多么重要。
文如其人,摄影也一样。法国摄影家尚·杜杰德曾说:“今天,摄影仅被视为艺术的倾向太强了,摄影的意义远比这些更多……艺术表现,就是一个人在作品上投入的自我。”赵老师无疑已经“现身说法”了,并且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什么是摄影,应该如何摄影。回想起那段日子,与其说我在跟他学习摄影,不如说我是在跟他学习做人。
“老槐新绿无丑枝”,这是今年3月底被抢救过3次的老师醒来后的人生感悟。4月,他又在病危中支撑着签完朋友为他做的收藏照片的签字。5月16日,就在我和一位摄影前辈商议,为他做更多的事,让他的事业得以继续的第二天凌晨,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路。也许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也许他还有很多计划因没来得及实施而遗憾,然而毕竟他已经做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不枉度一生。
祝福老师一路走好! (文/黄明芳)
16岁的阿V和她的男友。(摄于1998年)
疲惫的小丽。
发廊妹阿芳。
宗祠里的渔民。
书贩李拐子在他的住所。
一边做家务,一边玩耍的孩子。
休息时间,阿V吹起了泡泡。(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赵铁林摄)
这俨然就是一篇思想汇报啊
寫得很精彩,總覺得你能將你在各地看到的景象中肯地描述詳細分析,
讓我很清楚地了解香港的「性工作」文化,感覺上,性工作無論是在哪
一個國家及地區,都一定會有的,因為,「性」是人類天生所具,就
像肚子餓要吃飯,天冷要穿衣,是一種生理反應,用道德考量對錯,又
太絕對了,爭議不休呀!
你从哪里了解到的啊?记者真的是要了解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哦!
香港的NGO、法制还是比较发达的,不知道国内的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又是什么样的
同意,相比起HK的小姐問題,國內的可能更爲嚴重,首先她們應該沒有一個機構去爲她們說話.
请问作者是哪里人?广州人还是香港人?粤语里面,姐姐仔不是指妓女,是指年轻的女士。好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都喜欢叫年轻女子做姐姐仔,就像小姐、小妹一样。如果某些年轻女士看了你的文章,然后来到广东因为被人称呼为姐姐仔而感到羞愧或生气,那就贻笑大方了。
你可以说这个词是香港某行业里面的特定用法,但不能笼统地说其就是粤语。如果你是语言工作者,更加应该小心谨慎。
为什么礼貌的建议留言被删除了?如果说得不对,可以礼貌回复啊。
不好意思啊,我并没有删除你的留言,是我的留言系统将你的留言误判为垃圾信息了(也许因为你的邮箱地址填的是abc)。我已将你的留言从垃圾箱中恢复 :)
我不懂粤语,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会修改文中的说法!希望常来 :)
非常恶劣
😐 对于性工作者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份工作。
她们也如是的以工作来对待。并没有局外人所想的是出于欲望或者其他。
我坐的士的时候、有个司机曾经说起她的一位乘客。
是的、就是性工作者。他说、她们完全就是以工作来面对了。
因为她在电话中对着姐妹说、那个男人真的很慢。下班还要打四圈呢。
她们有她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是一样的。
为了生活而忙碌。 😛
现时我国已经逐渐开始有针对性工作者权益的NGO,譬如本人就在广州晋光女性组织任义工,专门给阿姐们宣传健康知识,为她们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测
虽然国内关注她们的NGO不多,即便有也不发达,但正如文中所说,我们正在推动着大家逐渐放开怀抱去接纳这一群本身是弱势群体的阿姐们
其实作者也说明是在特定场合她们被称为“姐姐仔”,楼上如此激动反而有违本文尊重阿姐们的本意
请看清楚再说。
一和二之间拐得稍微有点硬,不过文风很老道了已经~!
上海乐宜是一家服务于男性性工作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的NGO,与紫藤有过较多的交流,目前也在UNAIDS的帮助下扶持其他帮助性工作者组织。
希望能和你多交流!
谢谢你的介绍。国内这种NGO的生存想必要比紫藤艰难许多吧?很像听听乐宜的故事。
一楼一凤不知道是不是合法,每次去HK庙街那边都是一些老头子去吃快餐鸡
不要有歧视,国内都说几千年都有的东西,只是不要有仙人跳那种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