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一

一个很好的选题，被央视做成了经典的失败案例。一个本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被《经济半小时》做成了批判的大字报。

说它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是因为任何一个有一定媒介素养的人都能看出，《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这期节目的内容有多么不平衡。半小时的节目里，出镜最多的是死者丈夫王建国，其次是他的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所有的证据都来自原告，而来自被告——北大第一医院和医生的声音竟然一句都没有。

央视在节目中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这显然没有说服力。首先，医院拒绝采访，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联系涉案的医生？其次，就算医生也拒绝，那么能否去找他们的代理律师？既然这是一桩即将二审的案件，控方代理人接受了采访，辩方代理人应该不会拒绝。就算他也拒绝，那么可不可以去查查卷宗，看看辩方都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还原事实。如果觉得还原事实有困难，那起码应该呈现出两方的声音（何况，更专业的报道应该再呈现中立的第三方的声音）。但很可惜，央视的这期节目呈现的声音如此单一，完全可以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个案例供学生分析了。

比信息源的失衡更可怕的，是大字报式的语言。

《经济半小时》每期结束时会有一段“半小时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话属于评论，而这段话之前的内容应该属于新闻报道，使用的应该是新闻语言。但很可惜，节目主体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半小时观察”无异，并不是客观呈现事实，而是直接下“非法行医”的判断。这也导致我们在听“半小时观察”时，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再次表达“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罢了。

实际上，此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医学研究生在教学医院的执业问题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话题。这个现象背后牵涉到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行医资格的认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岂是简简单单的“非法行医”四字所能轻易带过？

央视的这期节目放弃了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表一篇批判北大医院的大字报。其后果从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已经可以看出：一半人在骂医生没医德，另一半人在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妓者”这样一个任何新闻从业者都很不愿意看到的词再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不信任医生的人更加仇视医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些讨厌记者的人则更加坚定“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信念——更不用提医生和记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沟通之门被关得更紧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又少了一些。

今天，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来北大新闻学院讲课。他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为本文作结：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