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同时也是一名记者。以下是他对于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一些看法。这位伟大的作家虽然称不上是伟大的记者，但他的观点也颇值得一读。
新闻职业要求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新闻工作环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阅读只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自学的人往往更渴望学习，学得也更快，我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将新闻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职业中不断进步。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两次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但他甚至没有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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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闻职业的大多数学生都有明显的缺点：他们的语法和拼写都有很多问题，而且对所读到的东西缺乏本能的掌握。他们有些人感觉十分得意的是偷读到了倒放在部长办公桌上的秘密文件，偷录到了一些随意的谈话，或者公开了他们先前答应保密的谈话等诸如此类的事。最令人困扰的是，这些违反职业道德的事竟是基于新闻职业的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观点，即“最要紧的事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第一个知道某个消息”。这个观点被有意识地采用并且被放在了极端重要的地位。他们毫无以下理念：最好的新闻不总是首先被获知的新闻，而常常是报道得最好的新闻。这些人中，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感到他们的大学欺骗了他们，并且一个劲儿地埋怨他们的老师没有教给他们工作所需的那些美德，特别是对生活本身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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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中常常援引来自可靠来源的话，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或援引那些知道一切却从来看不见的观察家们的话，这一切援引使新闻报道中的各种错误或罪行可以不受惩罚，而制造这些错误的人依仗为信息源保密的权利在自己周围筑起了防护堡垒。但是，他没有问一问自己：他是否让自己被信息源轻易地利用了。该信息源以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把传递给他的信息包装起来。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依赖他的信息源作为自己的升级来源，特别是如果这一信息源是官方人士，因此他把这个信息源视若神明，一切都附和他、保护他，最后走入了一种与这信息源成为“共谋”的危险关系中，这种关系甚至使他藐视其他信息源。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记者是一个很糟糕的记者。
也许这听起来太稀奇了，但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同谋犯”——录音机。在录音机发明之前，新闻业依靠三样工具运行得很好，它们是：笔记本、不妥协的正直和一双用来倾听别人讲述的耳朵。那时不存在使用录音机的职业伦理问题。人们应当教育年轻的同事：录音带不是记忆力的替代品，相反，一个不起眼但内容丰富的笔记本在新闻业早期阶段能够起到非常可靠的作用。录音机“收到了”但它没有在“听”，它想一只电子鹦鹉，只会重复却不会思考。人们可以依靠录音机，但录音机没有心，而且在最后的分析时，它的准确性不如人可靠。人会注意到被采访者的鲜活的语言，用脑子去评价、分析这些话，并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些话。就广播来说，尽管录音机在即时地准确记录话语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很多采访记者并没有倾听被采访者回答了什么，而是在考虑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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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讲述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