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医院“非法行医”事件渐渐平息。在这件事中,我的一些发言也成为了小小的舆论中心。借着师妹采访我的机会,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些回顾和反思。
Q:最初听到或看到这则新闻是通过什么媒介?第一感受或者说反应是什么?
A:从网易首页看到的,很震惊。你知道,网站的编辑都是技术极佳的标题党,他们制作的标题给人的第一印象大部分都是震惊。比如央视的报道原题是“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严谨的标题,但很多网站在转载时就会将标题“提炼”为“北大医院非法行医害死北大教授”。
Q: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A:当时网易提供了节目内容的文字稿,视频我没有看,因为毕竟看一个视频就要花去半小时的时间。但后来发现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激烈争论,甚至一些很不理性的东西都出来了。于是我就跑回去,把视频找出来认真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觉得央视的这期节目在专业制作上有问题。
我之前刚刚在南方周末网站开了一个专栏,定位是探讨跟新闻媒体有关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细细分析。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家媒体仅有正义感是不够的,如果自己的专业操作上有问题,制作出了质量不过关的报道,那么非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实现正义,反而可能会将事情推向更坏的境地。央视的报道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它暴露出了一个极大的“非法行医”黑幕,但却没有用理性的态度去深入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结果呢?不但“非法行医”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让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医患关系更加脆弱。
促使我写这篇东西的还有另一个诱因,那就是几天前王军记者来我们学院讲课时表达的观念。我后来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话:“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反观央视的报道,不但没有很好地挖掘事实全貌,而且还去刻意“打扮”某一部分事实,这种做法使得医患双方处于一个难以沟通的境地,更谈不上“建设”。我认为这样的记者是失败的。
具体来说,我从央视的报道中提炼出了三个专业上的问题,第一就是没有做到平衡报道、深入挖掘事实;第二就是用了太多不必要的煽情手段;第三就是暗访存在滥用的嫌疑。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值得从专业角度来好好分析,于是就写了这三篇东西。
Q: 有没有想过会置自己于这种类似风口浪尖的情况?对于“你就是北大医院请来的托”、“你到底收了他们多少钱”之类的近乎人身攻击的言论,你有没有感到愤慨?
A:没有想到过。之前我写的东西基本上是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平均每篇只有上千个人看,但这次发在南方周末网站之后,引发的关注度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说实话,开始时很兴奋,即使是跟那些反对我的人辩论,也很起劲儿。但后来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特别是当我知道自己的文章链接被北大第一医院放到自己的主页上去之后,深深体会到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我根本就不想帮他们说话,他们后来制作的“强烈谴责央视不实报道,北大医院是人民的医院”这种类似大字报的标语我也非常厌恶,但我却被当作了他们的“弹药”。
我一直信奉“君子不器”,君子不是别人的工具,而是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所以,我可以接受别人批评我的意见,甚至很欢迎大家的批评,但我不愿意被称为“枪手”、“托儿”,更不能接受被真的用作攻击别人的“弹药”。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要真正做到“君子不器”,太难了——难度不仅在于如何保持内心的独立,在于如何让人们理解你,更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独立的表达被另一些人利用。我想,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以后的表达会更加慎重,考虑得更加全面。这次被北大医院利用,我想也跟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表达时机欠妥有关。我应该进行自我检讨。
Q:反对你的观点中有一种是认为你在“转移视线”,对于这一条似乎的确无法摆脱嫌疑,你怎么说?
A:的确,我很难去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的确讨论了一件与核心主题无关的事情。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讨论,是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也是我专栏的定位。我所没有想到的是,在南方周末网站这个网络媒介上,我仅仅讨论专业问题几乎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怀有朴素正义感的网民并不在乎新闻专业操作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北大医院到底是不是害死了熊卓为——但我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要交给法院来裁定,我只想谈新闻专业操作上的问题。于是,当我批评央视的时候,很多网民便认为我在为北大医院说话——可问题是,“央视的操作有问题”和“北大医院没问题”之间能划上等号吗?我自始至终都没说过北大医院是对是错,我所坚持的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由法院来裁定。但无奈的是,这个社会积怨已深,而网络表达又带有相当大的不理性色彩,再加上我自己的表达也有一些欠妥的地方,导致我的文章被很多人误解了。
Q:有人说,如果你不说你是北大的,也许事情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A:那不会。虽然有些人注意到了我的北大身份,但另外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到我页面上的个人简介。不过这种思维的确存在——中国人太习惯于“屁股决定脑袋”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根本就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脑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他们认为北大学生就一定会为北大说好话——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博客吧,里面有相当多的文章在批评北大。更何况,北大医院和北大的关系很远很远,我根本就不知道北大第一医院在哪里,有什么必要替他们说话?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太习惯于用“利益”来分析一切了,而人是需要情怀的。我希望大家能摆脱“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因为脑袋是长在我们自己肩膀上的,它并不长在你上司的肩膀上,也不长在胡锦涛的肩膀上。
Q:平心而论,你真的做到价值中立了吗?你的文章包括对别人回复的回复不存在任何为母校辩解的观点吗?
A:我自认为做到了,但人的表达总是难以精确传达自己的想法。我承认自己的某些表达会让人产生误解,这是值得我吸取教训的。
Q:你的评论中几乎没有针对北大医院的正面的评论,难道对于院方你没有任何看法吗?如果有的话,能谈谈吗?
A:医学上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去谈。我只说两点:一、北大医院时候的公关做得很差,让人想起文革,不寒而栗;二、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弱势群体不是北大医院,不是央视,不是王建国,而是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没有反抗能力地执行着院方和医生的要求,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型,他们很多是“被无证行医”的,这次他们又被央视置于千夫所指之下,一些人还被无遮拦地曝光于全国人民面前,他们很委屈,很可怜。
Q:在你之后,同为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柴会群相继更新了三篇关于这起事件的评述?你怎么看待他的文章?
A:他是南方周末专注于医疗领域报道的记者,我敬重他的经验,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分析,虽然他的观点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存在,形成一个真正“和谐”的公共领域。
Q:在这样一个敏感期发表评论,即使你选取的是新闻专业的角度,但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也许等法院判决出来,事情盖棺定论之后再说,就不会招致如此之多的“麻烦”了呢?
A:决不是“操之过急”,因为我的分析无需等到“盖棺定论”——央视的节目一播出,我就可以评论了,因为我评论的就是节目本身,而不是具体案情。
Q:其间你承受的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
A:压力倒没有什么,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吧,也让我想了很多,包括我的导师也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网络舆论的亲身经历。前几天有人到我博客留言,让我“小心点”,一笑置之吧。
Q:到现在为止,你的初衷达到了吗?
A:达到了一部分。我看到,还是有相当多的人认可我的观点,我的分析也为人们对这件事的理性思考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众声喧哗之中,我贡献了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Q:现在回头看这整件事情,有什么期待吗?
A:期待人们更理性些,期待媒体真正成为“沟通者”,而不是成为沟通的终结者。总之,期待一个公民社会的来临,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事情是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Q:经历这起风波之后,如果称得上是风波的话,你以后还会坚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还会选择这样的途径来表达吗?
A:会,我会一直坚持“君子不器”的原则,发出自己独立、理性的声音,只是表达上会更加斟酌,更加小心。
我们报纸还没出呢。。。
留个家里的ip给你
报纸出来你买一份吧
暗访misrepresentation是个很不好的手段,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本来就诚信缺失的社会里。像New York Times\National Public Radio等国际大媒体就严禁自己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misrepresent oneself。
我是出来看思想汇报,不,我还是回去看吧,天,太黑了。
看来媒体是一项吸引甚至能够引导公众注意力的东西,但是媒体本身并不是人们所关注的东西。就好比一副眼镜一样,人通过它看清楚东西,但是并不怎么认真地关注这副眼镜。
一篇针对媒体本身所做的评论文章,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即使文章是由一件当前热点事件衍生,也还是没有多少人看它;但是一旦足够接近这个热点(比如被人家引用到首页),那就立即成为了热点。
读者对那篇南周专栏文章的评论,本来就不是顺着“关心新闻事业->关心针对新闻业本身的文字->关心一些有代表性新闻从业者的文字”这条脉络来的,而是顺着“北大医院事故->双方当事者的说法->北大医院网站”这个脉络来的,为的不是评价“新闻报道本身的是与非”,而是为评价“事故相关案件的是与非”而来。
作为一个读者,我几乎不懂新闻业知识,但是对新闻业发生了兴趣,原因完全在于一些新闻真的能够让我更为清晰地观察这个世界,从而我突然觉得它的作者(当然,的确并非多数作者)是值得尊敬、有勇气、有原则的人。我关注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使我不必继续在茫茫文海中浪费时间搜寻。
但是,读者最终关心的依然不是新闻事业本身,而是新闻事件。
这对于一位优秀的记者又是多么有趣而矛盾的事情:比如他是专门报道医疗卫生领域的记者,他爱新闻事业多于医疗卫生事业(否则他就成了医生),但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在于他是人们更多地了解医疗卫生,而不是更多地了解新闻业。真的了解和分享新闻业其中苦与乐的,并不是读者,而是一些同行,即便是报道金融、农村、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同行,因为你们拥有共同的理念——关于新闻业的理念。
尊敬的方老师:
你好,我是一名的普通的北大医院人,虽然你在博客中一直说您发表的评论被我们当成了“弹药”,但我还是要谢谢您,至少您在事件后后能客观的从一名新闻界专业人士的角度对央视的报道进行分析,我相信很多专业人士都能看出来,但很少有人敢于提出来。我对您此后遇到的压力深感抱歉,在强大媒体和“盲目崇拜央视”的观众面前,我们的确太渺小了,虽然我只是北大医院的普通一员,我也再次为我们医院给您带来的压力致歉!
正如您说的那样,“我们太习惯于用“利益”来分析一切了”,这次事件中我是北大医院的员工,也许是我的利益受到伤害了,我才感觉到过去的我是多么的无知,我才深深感到后悔:“我原来太相信央视了”。原来每每看到央视的报道,我都会完全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是社会的正义者,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可笑!这件事情我不会再去评论,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央视!我只能改变自己,以后我会时时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央视?相信媒体?他们相比我们普通人,有着更多的利益关系,也更容易犯错误!
你好!谢谢你的坦诚!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媒介素养”,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具备分辨媒体报道真假的能力,起码要保持质疑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确实还是有一些媒体值得我们相信的,就像虽然现在医生的公众形象很差,但仍然有不少医生真的是全心全意救死扶伤的。
另外:我只是研究生,不是老师 🙂
因为给学生们讲课,上网搜集北大医院的有关文章,突然看见了您的名字也在其中,不由进来了,有幸拜读了您的文章。有些感触,还请赐教。
一、北大医院事件,很多人认为是制度出了问题,应该对法律和制度进行深层探讨。以我个人的拙见,制度没问题,法律规定很明确,没有资格单独行医就是不合法,不合法也可以理解为是非法吧?问题出在有法不依,医院的管理不善,更或许是听之任之习以为常。依我看,如其大而空的谈医疗改革,不如抓住一点,有利于推动,医疗改革,税推动得了啊?只可惜,cctv这次对手太强大,抓得点虽不大,但推不动。
二、多次联系央视,想跟栏目组聊聊,都被拒绝了。到底是垄断行业,身价高。最后还是私下通过一个在哪工作的学生,找到了这篇节目的报道者,得到这样一些信息:记者到医院要求采访的第二天,北大医院就找到中央的关系,直接跟央视的一名台长打了招呼,要求记者停止调查,改做医院的正面报道。这篇报道记者只采访了三天,栏目组就不得不匆忙安排播出。按节目组的原计划,他们还采访了不少医院和专家,做了第二集,探讨了一些深层原因。我这有一套光盘,可惜我以答应他们制作教学只用,不然可以共享。平心而论,第二集的扩充报道很不错。只可惜被灭了。由此思考,公关泛滥下,舆论监督节目怎么做?平衡报道如何平衡?遇上北大医院这样强势的采访对象,就是不接受采访,该如何实现平衡?
三、对钓鱼采访也很感兴趣,这次央视钓鱼可以算作一个案例,故希望能论述一二。借助于记者的怨气,趁机要求看了采访的部分原始录制带。被吓了一跳,他们采访了10多盘袋子,夜里两点多还在医院住院处带着暗访呢,病房大妈都开骂了:闲杂人等不许逗留!!电视里播出的那个在急诊看病的学生,几分钟就给4个病人看了病。医院说电视台是钓鱼采访,实在是糊弄不知情的老百姓,记者看样子是拍了一批医生,依我看都是无证在坐诊。看医生们个个神气活现,大谈北大医院的种种便利,不像被钓鱼,倒像主动咬钩。
四、方老师关于节目评论太硬,音乐太多余的评论,本人同感,新闻报道正在越来越浮躁。本人当年曾以进cctv为毕生目标,好在及时醒悟,来了学校,没有被染指。哈哈。
纯属路过,扯淡之。不知能否和方老师做个长久联系,来我们学校,给学生讲讲课。学校在廊坊,方老师应该知道名字。去北大学习的时候,咱们有幸见过一回,曾经说过,只是您大概不记得我了。
还请留个邮箱类的联系方式。
1、“问题出在有法不依,医院的管理不善,更或许是听之任之习以为常”——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医院为什么有法不依?法不责众,既然实习医生行医是普遍现象,那么制度一定有问题。
2、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3、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邮箱在“关于”页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