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如何报道暴力

35天内连发4起校园血案，国人震惊。引人关注的是，许多人认为，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示范效应”，甚至有人直接称媒体为杀童案“帮凶”。

针对此话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上有这样一段论说：

大众传媒对于暴力行为的报道的限度，是媒体伦理的重要研究课题。伯顿著《媒体与社会》教科书中引文可参考：“无怪乎最为持久的担忧就是：大众传媒当中的暴力引发了社会当中的暴力。…安德森的调查结果显示，约77%的研究证明了媒体暴力确实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我不知道张教授是否读过这本书，又是否了解这句话中的“媒体暴力”具体指的是什么。没错，研究媒体上所呈现出的暴力与现实社会中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美国为盛。但是，这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媒体所呈现的过度的、不必要的暴力，例如影视剧中的暴力镜头、儿童节目中的暴力、整张报纸上除杀人案外没有其他新闻。没有任何研究指出：应该杜绝新闻媒体对暴力事件的正常报道。

实际上，杀童案该不该报道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从新闻专业角度出发，杀童案具备多种重要的新闻价值；从社会价值出发，杀童案是重要的公共安全事件，全体公民享有知情权，对杀童案的报道能够引起社会的警惕和反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几起杀童案之间的关联，及其与媒体报道的相关性。以孩子的名义对媒体下报道禁令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必须承认：“如何报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有人建议：不要渲染暴力现场、作案细节。这个看上去很得体的建议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如果真的有人要效仿此种杀人方式，他学的是地点和杀人对象，而这两者是无法隐去的关键要素。

有人建议：个案就是个案，不要把问题全都推向社会，每个国家都有个别反社会的人。可是，连续发生四起杀童案都是偶然的个案吗？社会有病，这是一个不应逃避的话题，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个体在病态的社会中沦为病人。

当然，对社会病的追究不等于“将问题都推向社会”。社会是什么？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当我们在说“社会有病”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对社会病的追究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拷问。

在这几起杀童案件的网友评论中，有一种广受追捧的声音值得注意：“为什么不去杀贪官，却要去杀害无辜的孩子？”这句话听起来很解气，其实很可怕，它正反映了我前几天在一篇博客中所说的“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重的戾气”。很简单的道理：对贪官就该用这种不经法律程序的、非人道的手段剥夺生命吗？在我看来，杀贪官和杀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对生命的无情，对社会规则的漠视。

所以，媒体在报道暴力事件时应当背负起的真正责任应该是：唤起公众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对暴力的警觉与拒绝，以及对正义的正确认识。媒体应该发掘这些惨案背后的社会问题，更应引导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认识到：我也要对这个社会的病负责，我也要对那些无辜死去的孩子负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更少一些戾气，少一些对暴力的推崇，每一个人都对身边的同胞都多一份关爱，每一个人都对以法治为代表的社会规则多一份敬畏和尊重，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就可以更和谐，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可以更快乐、更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