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瑞典议会第一副议长Jan Björkman来北大访问，还没见校领导，车队就径直奔向农园餐厅。在那里，他将和一些学生共进午餐。

要是在往常，我肯定无缘见到这位异国来客。在北大，虽然外国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前来访问，但能一睹他们真容的往往是同样的一批学生。只有极其偶尔的情况下，一些院系会得到少量听演讲的门票，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给普通学生。

而这一次，我居然获得了和第一副议长同坐在一张圆桌前共进午餐的机会。

这得益于我所修读的人权硕士项目。这个项目是北大法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合办的，也是全中国的第一个此类项目。瑞典政府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就在两年前，瑞典首相访华，同样在紧凑的行程中安排了足足一小时的时间，与人权硕士项目的师生座谈。副议长继承了首相的做法，指定要与我们见面，并通过校方安排好了饭局。

副议长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小时到达，等我们匆匆赶到时，他已经等候多时。还没等我们开口，他便连连道歉，寒暄中配合各种表情和动作。真诚友好的态度、活泼开朗的神情——这也许是国外政治家的一种典型特质吧。

和副议长同坐一桌的有北大人权中心的两位老师和五名学生，有瑞典议会的两名官员，还有一位人权硕士项目派驻北大的专职外教。

可以看出，副议长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他不会用筷子，烤鸭上来时也不知该怎么吃，他甚至用切披萨的方式来切面皮，样子很是可爱。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交流。席间，我们谈起了死刑问题，谈起了人权与“内政”的问题，谈起了台湾的民主经验，还谈起了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我问副议长：瑞典的人权状况国际领先，有人说这是因为你们经济发达，所以中国应该先发展经济，等到经济发达了，人权状况自然会提升很多，你认同吗？

副议长回答说：从瑞典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既无法很好地保护人权，也无法使经济发达。抛弃人权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行的。

瑞典的人权经验也许无法直接复制到中国，但瑞典人正试图通过包括教育、对话在内的多种方式帮助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坐我身边的一位议会官员说：这件事由瑞典来做再合适不过，瑞典和中国长期友好，分歧较少，倘若由美国来做，麻烦就大得多。

他还回忆起与胡锦涛的一次见面。当时，他曾经提问：共产党如何应对人们越来越多的对自身权益的诉求？胡锦涛回答中表现出的开放和务实让他印象深刻。特别是“学习型政府”的说法，让他感到振奋，瑞典所付出的努力不会“打水漂”。

其实，对于瑞典来说，中国国民的人权状况并不会影响其自身的发展。如果不办这个人权硕士项目，他们的GDP不会少一分一厘，国民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可是他们做了，每年投入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为了一项并不会立竿见影的教育项目，为了一些或许永远不会与瑞典发生什么交集的年轻人。

我常常想，什么叫国际主义精神？什么叫英特耐雄纳尔？或许这个北欧国家对远隔万里的中国所表示的关心和给予的帮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