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按：这是一篇引发争议的稿件，在报社内部，有人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认为不咋地。无疑，这是一次创新实验，其效果如何，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按照执政党的本意，这些名目繁多、细致入微的纪律文件将规范着每一位党员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无论八小时内外，任职还是退休，肉体还是精神，自己还是亲戚，无一不包。最终织就了一张由种种纪律文件编制的，笼罩官员一生的“红网”。

红“网”
——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
□记者 方可成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原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问题的审查报告。据报道，康日新涉嫌参与核工业项目招投标中的灰色交易，以及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出现大幅亏损。

作为前中央委员的康日新，所触犯的，不过是无数带着各种严厉要求的执政党纪律的几个侧面。在中国共产党的语汇中，“纪律”往往被比喻为“铁”。而现在，党的纪律更像是一张网。

类似的纪律性文件分别出自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等机构，以及各省相关部门。据统计，仅从中共十五大至2008年底的11年间，中央及各省制定的事关党纪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就超过了3000件。

按照执政党的本意，这些名目繁多、细致入微的纪律文件将规范着每一位党员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无论八小时内外，任职还是退休，肉体还是精神，自己还是亲戚，无一不包。为执政党官员设置了一条条红线，最终织就了一张由种种纪律文件编制的，笼罩官员一生的“红网”。

下文中这位姓严名守纪的共产党官员虚拟人物，人如其名，在这张“红网”中虽然也有波折，但仍旧大体守纪地度过了官场生涯。借助这位虚拟人物在真实制度下的典型经历，我们可以一窥在这张无处不在的“红网”下，共产党官员将要面临的被规定的生存状态。

一

作为校园的学生会精英，在大学就入党的严守纪，仕途始于省城的国土资源厅，他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该部门的公务员——国土局长曾被评为官场最“高危”的岗位。

在国土资源厅内升至科级后，严守纪逐渐进入了大部分党纪文件适用的对象范围，种种违纪诱惑也随之而来。一次，他的母亲住院，其间收到的礼品和礼金不在少数——这是执政党的纪律明确要求禁止的——党纪中早有规定，包括展销会赠品、中秋月饼、生日礼物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礼品都被列入禁收名单。此后随着行贿方式的增多，名单中又列入了购物券、债券、股票等。
但严守纪并未有太多担心，因为生病收礼在现实中也屡禁不止。然而让人心惊的是，不久他的一位邻市官员朋友被双规，在根据这名官员腐败经历摄制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中——这也是党教育官员的惯常警戒举措，目的在于以儆效尤——该官员面对镜头痛哭流涕，称自己的腐化正是从生病收礼开始。

性格本来就谨慎的严科长在后怕了几天后，决定以后不再在上述机会中收礼。不收礼的严科长随后被人以娱乐放松的名义约打牌，但玩了几轮之后，他便明白了内里的门道，发现这也是党纪中明文禁止过的违纪行为，即打牌者故意输给他钱财。

在担任科级干部期间，严守纪曾经负责过组织干部外出开会的工作。按照中央先后下发的纪律文件的规定，他所安排的开会地点不能是黄山、九寨沟、西双版纳、三亚等12个风景名胜区，且应该在本地解决。

严科长也曾数次跟随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其间有的基层官员接迎招待，十分殷勤。跟在领导身边的严科长自然不便多言，但他知道，这些人违规了。根据党纪规定，基层主要领导不应到机场、车站、码头迎送，住宿要安排在指定的宾馆，且应按标准缴纳伙食费，房间里不能备香烟、水果，不能赠送包括土特产在内的礼品，更不能组织领导进行娱乐、旅游活动——这样详细的规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之后发布的党纪文件中都能找到，且内容大同小异。

二

晋升科级一年后，正好因为省会市属的郊区某县官场地震，一批官员被拿下，严守纪被派往该县任职国土局长——厅里领导跟他谈的时候，暗示了这是一种让干部得到基层锻炼的方式，这往往遵循着年纪轻、能力强的原则。

到县里任职后，虽然行政级别没有变化，但严局长的办公面积有所扩大，直接超过了20平方米。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在省级直属机关内，处级以下干部的办公使用面积只有6平方米，而县级直属机关内的科级干部是9平方米的办公使用面积，他超标了两倍。

严局长跟局里说了几次，但是鉴于副局长们也是这个面积，为了避免“影响”别人，也就只能作罢了。不过严局长的办公室里，空调、电脑等设备都是国产节能产品，打印用的A4纸也一直是双面使用——这也是纪律要求。

不久，有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来县里考察。对这个小县城来说，外国人来访并不常有，县委书记安排从省城过来的，英语好的严局长负责接待工作。严局长知道，中央对接待外宾的纪律要求很严格。早在一个星期前，他就亲自安排准备了一些特产作为礼物，但叮嘱说：按照规定，我们不主动赠送礼物，当外宾向我们赠送礼物时，我们才回赠。

会面后，外宾向县委书记赠送了一块手表和一些特色食品。同样遵照纪律，食品可以归书记本人所有，而手表则要按照国内市价折半价由县委来处理。

在县里任职两年后，严守纪即不出意料地回到省厅，并升为副处级，但不想走机关道路的严守纪之后又主动争取到另一个县挂职副县长。

再次来到基层之后，严守纪顺利由县处级副职升为正职，并在年轻、学历高和工作优异的几个条件之下，最终在40岁之前获任县委书记——按照人事纪律的要求，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5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对于在省城机关工作的严守纪来说，之前的挂职经历帮他满足了要求。

三

履新后的严书记因为住处离办公室不远，他干脆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也是新书记的新气象，以免碰触那条敏感的“公车私用”红线。严书记的公车是一辆已经使用了5年的旧车，依照规定，还没有达到报废标准，所以他没提换车。至于奔驰、林肯、凯迪拉克等在纪律文件中被点名禁用的进口豪华车，他更是没去考虑，免得招摇。

上任后不久，严书记的座驾曾经大修过一次。当时有人向他暗示，可以借机把门窗换成电动的，座椅换成真皮的，还可以增设车载冰箱、电视、CD音响等等，但都被严守纪以“党纪明令禁止”为由拒绝。更早些时候，还曾有人主动提出为他更换“O”字特种车牌，这种虽然普遍但也违纪的行为同样被他拒绝。

被下属看起来“清心寡欲”的严书记平时极少去那些可能影响工作的应酬。他知道，这些应酬不仅仅是吃饭，往往还有后续的休闲娱乐活动，而这些都是被党纪明文禁止的。

即使是与公务无关的社交活动，党纪中也有着细致的规定。曾有一次，严书记的中学老同学打电话来，说是想组织一次联谊聚会。严书记听出老同学是想让他带个县里的企业老板去签单，他把话直接挑明了：AA吧。

严书记任职期间，县委办公楼已经显得破旧。他刚上任时，县委曾经规划过新的办公楼，新官上任的严守纪对设计方案进行了大修改，对照相关纪律，将原本设计的大门厅、室内花园、景观走廊、大型会议室等一一删除，将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改为大开间，把综合造价严格控制在每平方米2500元以内，并批评了一些官员“将县委办公楼建成我县地标建筑”的违纪思想。

没成想，办公楼开工前又遇上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在两年内不得新建办公楼，这项计划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官至正处级后，严守纪就进入了中央规定需申报收入的干部行列。每隔半年，他都要填写一份收入申报表，详细申报自己近六个月的工资、奖金、补贴，连单位过节发的超市购物券都不能漏掉，还要申报自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按规定，他所填写的表格被上交至市委组织部门备案。

这些收入累加起来并不多。实际上，严守纪赚钱的机会太多了，但他更明白自己的政声对未来的重要性，所以他按照规定不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对于当地煤矿的干股，严书记更是保持不沾手。他是如此的谨慎，以至于有人曾经主动向他透露证券市场内幕信息，他同样在党纪中找到了相应的禁止条文，予以拒绝。

四

严守纪的小心翼翼是有根据的，实际上，掌握全县最高权力的县委书记同样是公认的极容易碰触到红网边缘的“高危岗位”。
严守纪曾经在反腐材料上读过“安徽第一巨贪”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的自白书，陈大肆用手中的权力交换金钱，将110顶官帽卖了150万。

跑官卖官已经成为人事纪律的重点，严书记不敢逾越红线，也提醒党委其他成员切勿过界。依照纪律规定，他需要每年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学习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此类文件中已详细规定，选拔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程序，并细化了每步程序中的具体事项。在这样的规定下，县委书记个人并没有超越党委集体的决定权。

但恢恢红网之下，潜规则依然有生存空间。有一次，严书记昔日的老领导前来视察，这位已经官至副省级的领导向他提出要求：要将正担任交通局副局长的亲戚小李提拔为正局长。尽管知道违纪，但身在官场圈子中的严书记不好拒绝。按照人事纪律的规定，他不可能以圈阅或开书记办公会的形式决定干部任免，但在集体决策中，他依然可以发挥“一把手”的身份作用，为提拔小李铺路。所幸的是，小李正是组织部门酝酿的人选，所以严守纪也算顺水推舟。

然而不久之后，这位副省级领导和他的亲戚双双落马。随后，依照相关问责纪律，由于用人失察，作为党委负责人的严守纪被市纪委处以警示训诫谈话，而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的有关领导亦需被问责，该县人事被暂时冻结。

这是严守纪第一次接受党纪处分，他的仕途也因此受影响，此后的他更加注意这张“红网”的存在。

五

不过，仅仅独善其身、保持清心寡欲是不够的，对于县委书记而言，编缀成这张红网的纪律条文还有很多。

严书记所在的县是产煤大县，于是煤矿的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悬在他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相关纪律文件中，安全生产是需要由“一把手”负责的。

不幸的是，在严书记任职的第5年，这柄剑掉了下来。一家小煤矿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虽然这不至于带来坐牢的危险，但却足以令他失去手中的权力。

起初，严书记也曾犹豫过，但最终他选择了遵守执政党的宣传纪律，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及时公开事件信息，接受舆论监督。

事故的处理结果是，严书记被问责，引咎辞职。在当前的纪律体系中，与之类似的将导致被问责的事件还有信访、拆迁、计划生育、节能减排等。此前，在处理信访工作时，严书记曾经成功化解了若干次越级集体上访和群體性事件的发生，且未发生滥用警械、强制措施的情况，避免了相关纪律的惩罚。

但这一次，他不得不接受暂时“潜伏”的现实。在“潜伏期”，严守纪做得最多的是反思和学习。事实上，学习纪律亦是执政党纪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理论素养”和“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被同时予以强调。依照这样的要求，严守纪放置的枕边书既有红色经典，也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这样的学习读本。不过，尽管潜心学习，但他并没有通过非常手段轻巧地取得更高的学历，因为这也是党纪中明令禁止的行为。

由于积极学习，且工作能力确实突出，按照相关问责后复出的规定，一年之后，严守纪复出了。只是他从县里的严书记变成了市委统战部的严部长。依照责任追究办法，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潜伏”之后的严守纪最终获得了平级的重新任职。

六

复出之后的严守纪愈发谨慎。一个例证是：自从他担任统战部长后，市委统战部就再也没有组织和参加过出国培训和考察。

曾经有一次秘书送上一份赴美国考察和培训的安排。严守纪看过后将违规之处一一指出：首先，方案将培训安排在了5个城市，但中央规定除欧洲国家外，限一个国家的1－3个城市内培训；其次，授课时间不到有效培训时间的三分之一，工作日还安排了游览活动；另外，从香港过境也是不允许的。

事实上，共产党官员们想要出国并不能随心所欲，根据纪律规定，官员的因公护照需要由发证机关指定的部门统一保管，甚至在某些时候，因私护照也需要悉数上交。例如，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在法国考察不归后，全市科级以上干部护照全部上交。
除出国受到严格限制外，官员私自办理绿卡、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同样是被明令禁止的，而官员的配偶办理这些身份，也需要向党组织汇报。

在个人生活上，严守纪同样严格遵守了党纪。他没有发生过生活作风问题，从未嫖娼，更没有二奶、情妇，至于什么市委副书记用MBA理论管理情妇的新闻，更是他不敢想象的。

他的子女和妻子，也同样在党纪的红网之下。她们若在家，则不能开门替严守纪收礼；若从政，则不能被严守纪指令提拔；若经商，则不能在严守纪管辖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广告代理、洗浴按摩、歌舞厅等娱乐业经营。

更关键的是，若他的子女妻子移居国外，则严守纪需要向组织部门书面报告，并接受对于出入境证照的严格管理。如果他的子女妻子都出国了，严守纪就变成了“裸官”，那么对他的任用将会被更谨慎地考虑，升迁亦会受到影响。

在统战部部长的位置上做了多年本分官之后，接近退休年龄的严守纪调任市政协副主席，这是一个副厅局级的二线职务。此前的严守纪并没有像很多手揽大权的官员那样，违反退休纪律，通过作假的方式让自己 “永远活在59岁”。他退居二线后不久，便从副厅级的岗位上安全“着陆”。

退休后不久，当地曾有企业老板找上门来，希望严守纪接受聘任，担任其“顾问”。但严守纪翻开手边的廉政准则，对照第二条第六款告诉这位老板：在退休后的三年内，他都不能接受民企、外企和中介机构的聘任。

与之类似的规范执政党官员退休生活的文件还有很多。作为一名几十年的共产党官员，已经步入晚年的严守纪依然无法走出从二十多岁起就笼罩住他的这张红网，甚至在他去世之后的追悼会上，他亦将按照党纪规定被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