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的《南方周末》,用了三个多版的篇幅写韓寒。在微博上观察了一下网民们的反应,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人在读报道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代入了其中,从记者笔下的“差生韓寒”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的经历。
比如,南都周刊的石扉客说:
这篇充满温情的文章缓缓叙来,让我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的高中时代——那时,我也是个偏科偏到一塌糊涂的差生。如果不是那年正好赶上高考改革不考数学,我的人生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再比如,有网民说:
南周的《差生韓寒》一口气看完,竟有一种要流泪的冲动,我曾经也是一个偏科的差生,也想靠写作证明自己,可惜天资不够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网民说:
近年来,南方周末的两篇人物传记式的长篇通讯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是这篇差生韓寒,还有一篇是杀人者楊佳。看到韓寒,我就象看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触痛了回忆中最柔软的部分,无数次梦回校园,醒来后泪洒西窗,万里如云是我永恒的悲伤.
我的一位同事则说:
我还是挺喜欢看《差生韓寒》的。这篇稿子让人想起自己的高中年代。偏科的那段痛苦经历。及刚来北京的煎熬日子。陈鸣应该也是在写自己吧
我的经历跟韓寒不同,所以我本人并没有产生这种情感的代入,但我大胆估计:在给这篇稿子好评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被韓寒的故事触动,联想起自己的年少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世事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的经历和情感的影响。就算是再理性的人,恐怕也难逃这一感性的定律。
去年,我看了两部国产小成本电影,一部叫《钢的琴》,一部叫《到阜阳600里》,这两部影片颇有相似之处:女主角都是秦海璐,关注的都是底层小人物。虽然前者的口碑更好,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的是后者——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是安徽人,我的家乡也有很多人去上海打工,对于他们的故事,我更容易代入自己的情感。而东北老工业区的那些下岗工人,说实话,离我比较远。
我的师兄逆转录猴子则显然会更喜欢《钢的琴》。当然,他可以说出许许多多的理由来证明《钢的琴》拍得比《到阜阳600里》好,但有一个因素肯定存在:他是东北人。
他是东北人,他关心工人阶级,他目睹了下岗工人在国企改革中的遭遇,他警惕市场化改革、警惕资本主义——这几句话之间即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一定存在着情感因素的勾连。
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原因肯定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我的家庭出身。我奶奶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教育世家,大部分成员都是被毛称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臭老九”。1958年反右扩大化,奶奶的父亲被开除公职并判刑五年,第二年4月在劳改农场去世。“文革”中,奶奶本人也遭遇了批斗。
这种发生在亲人身上的经历,自然会在我的情感基因中留下印迹。它令我对那些美化文革、美化毛的言论产生本能的反感,对否定毛的改革开放则怀有亲切感。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所以,在新闻操作中,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情感状态去寻找他/她做一件事情的动因,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期南方周末的《差生韓寒》探询韓寒的中学成长经历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但这种方式要无比谨慎,因为实在是太容易僭越真实的逻辑,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去讲故事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虽然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情感代入,但人又要尽量避免成为情感的俘虏。我不喜欢毛,我憎恨文革,但这种感情最好不要影响我去阅读史实,去倾听那些“毛左”的看法;我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人没有什么感情,但这不妨碍我去了解他们的命运,去用自己的理性分析国企改革的得与失;我对在外打工的安徽籍农民工深怀同情,但这种在看电影时的涕泪交加不能成为我思考的终点,只能成为我深入中国问题的起点。
这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分寸。包括“方韩之争”在内,有太多的公共讨论最后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情感的宣泄,就是因为辩论的各方将自己的感情代入太深,而对对方的情感代入却又缺乏同情的理解。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又担心《差生韓寒》一文会给公共讨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它的文笔太煽情,读完之后,人们难免会将自己的感情代入得更深,在讨论时更失了一分理性。
(溫馨提示:非常无奈,由于本博客所在的服务器屏蔽了“韓寒”一词,因此在评论中请使用繁体或拼音,否则显示不出来。多谢理解。)
咔咔,保送生你好!
咔咔,保送生你好!
(保持队列)
我不觉得太煽情了,正是因为有共鸣才让我读得愉悦。不能说每一个读者都有100%的理性,但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把衡量的标尺,懂得判断文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只是每个人衡量标准不一样吧。倘若这几篇真的有所偏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读者自然能在其他媒体或其他渠道获知类似的信息,总会有一些文字能平衡读者感受吧~而且,我们定义喜欢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因为跟这个领域的一些事一些人达成共识,产生共鸣才向往它;而“喜欢”“愿意”“想”除了法律和个人道德标准能衡量其对与错,这些本来就没有衡量对与错的标准。
令我想起當年南周的《富士康實習手札》(詳細題目忘記了),一篇出息大三實習生的”報導”,其實更像是一篇實習+觀察手記。其實像《南周》這種leading figure,我覺得更影響用尖銳、專業的語言而不是文學手法(雖然如果兩者能結合就真的為完美)。我覺得以調查報導標榜自身的機構和文章,要引起的不是讀者的眼淚和同感,而是告訴他們社會某些不為人知的、被可以掩藏的事實。
嗷 虽然中考考进了一中 但数学一直不是强项一直不太喜欢数字到高中数学还有点不大好的(这算偏科还是不偏科?)银飘过~~~
一直在政府工作, 所以他的经历会让他对一些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南周》献词事件的那段日子我跟我爸爸讨论,他说你的勇气、才气都是一个“大才”,但是你们折腾来去这件事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在HZ工作的时候,局里的同事直接对献词的事情笑笑:“知识分子造反而已,十年不成”。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些思维习惯产生的原因。
实际操作的政治有时候让人觉得残酷。 😕
我爸爸也经历过文革,在文革中是“屁”派头头,把那些想整他的人全部整倒了,但他从不害人。文革中人家扔了不敢要的书他都搜来偷偷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