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这是一个标题党。如果说国际新闻需要“拯救”的话,那么前提应该是国际新闻曾经是健康、无虞的。可是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一个国际新闻的“黄金时代”。
从前,几乎所有国际新闻都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求,一个被骂成“傀儡”的外国领导人,可以根据外交形势的需要,迅速变成“老朋友”。后来,市场化改革让各类新闻报道都获得了空间,但受制于经费和视野的限制,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依然无法提供足够专业的国际报道,更无力向外长期派驻记者。
现在,中国终于以崛起大国的姿态面对世界,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热门项目都显示了国力和雄心。但不凑巧的是,这个国际新闻本应同时崛起的时代,却碰上了新闻业的危机,生产严肃内容的主力——纸媒正处于急速的衰退中。因此,中国的国际新闻面临着巨大的尴尬:它还未成熟,就有夭亡的危险。
但是一个志在成为真正大国的国家不能没有视野开阔、分析深入、操作专业的国际新闻,一个大国的公民不能活在对世界的无知中。
美国乔治城大学政府系主任Charles King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真正拥有霸权的领域,是它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无与匹敌的了解。我们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和政治、当地经济和人文地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的世界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塑造的:美国可以带着同情的好奇心看着其他国家,看着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神话和世界观。保持这种能力,不仅是一个大国应对未来变化的一种保险,也是一个开放的、爱钻研的、批判性的社会的精髓。”
King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吐槽美国政府不断减少对外国研究和教学的投入,但这些句子同样能够非常精准地揭示国际新闻的意义,无论是之于一个文明国家,还是之于一个开放社会。
这样的国际新闻需要真正以同理心对这个世界进行深入肌理的理解,超越民族主义情绪,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既不能陷入“美利坚,人类的希望”式的想入非非,也不能故意妄言“美式民主的谎言”。
这样的国际新闻需要建立在巨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之上。我们对国外新闻的编译速度已经很快,但还缺乏像何伟、欧逸文那样在异国他乡生活十几年,与普通人亲密接触、观察大量细节的记者。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样的国际新闻需要在关注具体国别之外,理解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问题。套用《权力的游戏》中所展示的国际格局,如果当时有专业的国际新闻,那么除了关注兰尼斯特、关注史塔克、关注龙女之外,还得关注所有家族面临的共同威胁:异鬼。在今天的世界,IS就近似这样的异鬼,给所有国家带来威胁。对它们的理解,是今天的国际新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闻业的危机面前,我们从哪里寻找和孵化这样的国际新闻?新媒体的投入至关重要——当传统媒体已经无力支撑起成本巨大、短期收益却不确定的国际新闻时,经营状况良好的新媒体可以承担更多的投入。
同时,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专业社群可以成为供应国际新闻的重要来源。外语熟练者,可以在译言这样的群体里充当桥梁;法律专业者,可以在诸如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合法这样的新闻来临时,对大法官们的意见做详细介绍;国际政治学者,则可以将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化的传播;如此等等。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应有更多人参与到拯救国际新闻的工作中来,让中国人再一次真正地“开眼看世界”。我们究竟能不能学会用带着同情的好奇心仔细端详其他国家,能不能用专业的国际新闻让国民免于无知和虚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供新浪“微天下”稿件)
人人皆可发“声” (非“生”) ^-^
啊谢谢帮忙校对^_^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我当时选择新闻与传播的初衷,是一位新闻学的老教授的一句话:“中国最缺的就是媒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大二的时候上程曼丽老师的国际传播,印象最深的就是曼丽老师提到各大外宣媒体近年在海外记者站投入巨大,布局了各种先进的设备,但最缺的还是“软实力”。现在在某外宣媒体实习,一直在追赶外媒国际新闻,或是听着旁边的前辈记者们讨论稿件,也深深感觉到,很多时候缺的不是有能力的记者,而是激励机制。不管是在及时性还是深度和广度上,我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非常同意新媒体投入这一点,像智谷趋势、界面、澎湃,还有政见(哈哈)这样的新媒体还是常常给我们惊喜的!不过我的想法可能保守一点,积极一点?我还是挺相信传统媒体(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完成转型,在新媒体时代发出更好的声音的。
哈哈,多谢评论!关于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其实不是投入巨大就能获得的,如果没有一个自由而有活力的新闻体制,再怎么投入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